2248古诗词

　　从邻人的老人说，好心没好报，归到交浅言深上，从此人情练达，沉默是金。这一层不说。这摆明了是批评主人家不对，同样的意见因为亲疏远近而态度迥异，所谓“薄者见疑”。意即亲疏厚薄是一种妨碍，妨碍了主人家对真相正误的认识。

　　其实韩非本意倒非批评“智其子疑其邻”的主人家，这则寓言见于《说难》篇，意思是劝说别人是何等的困难，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这是被韩非当做一个事实接受的，所以他的主要目标是研究那些能够有助于让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注意事项。交浅不可言深就是注意事项之一，所以韩非这则寓言的本意是批评富人的做法——因两人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被韩非当做事实接受的“薄者见疑”，在今天有更加技术化的解释。“每个人所处位置不同”的说法换成经济学语言，就是因信息的不对称状态而导致交易费用的迥异，从而影响每个人的判断和行为选择。韩非子在《说难》中的一切努力，就是今天信息经济学企图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对方说真话，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话，最终与对方达成契约。

　　其实除了老天爷，没人能够批评失窃者的怀疑。因为老天爷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破案之前不能说三道四。而韩非子讲故事很缺德，最后没说案子破是没破。这怀疑就一直都很合理。“亲疏”的差别这里有两个意义，两方面都构成我们判价分析问题的重要进路，而非妨碍。其一是利益立场的分殊。之所以智其子而不疑其子，因为他儿子是财产权的共同受益人和继承人，除非爷俩的关系另出问题，他儿子显然缺乏盗窃的合理利益动机。其二则是信息的不对称。交易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了解对方和建立信任机制的成本。“亲”意味着这一成本很低，“疏”意味着成本的高昂。所以建立起现代法治秩序和信用体系之前，交易的半径总不太可能超越“亲疏”的圈子（差序格局），而延伸到陌生人环境中去。

　　儿子是什么样的人老子自然很清楚，邻人是怎么样的人却不了解。这是怀疑的合理基础。一个重要细节是案发之前，主人对二人的建议并没有因为亲疏远近而厚此薄彼。邻人“见疑”是在案发之后。我们设想一番，墙坏和失窃之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知道这一事实并利用这一事实的人很有限，古人地广人稀，邻里原本很少。人口流动性又差，外来人口会非常引人注目。这案子交给美利坚、不列颠、俄罗斯或者爪哇国哪一家警察局，根据已有线索，这位邻人也必将是最重要的嫌疑人。

　　在一种非法治文化中，“被怀疑”是一种羞辱，甚至会直接导致司法的有罪推定或人际中的歧视。其实这才是“智子疑邻”遭到批评的深层文化心理因素。在一种法治文化中，“怀疑”是一种合理的、大方得体的态度。不怀疑对方可能违约，就不用签合同。不怀疑政府会滥用权力，就不需要宪政民主。而和自己爹妈做生意，也可以不签合同，你不能没来由的说人家法律意识差。因为不签合同的成本可能更低。这和智子疑邻是一个道理。

　　启示：两个人会因为身份和关系的不同，而遭到不同的对待。

　　这首送别短章，写得明白晓畅而又感情深挚，历来为人们所传诵。表达了送别友人时内心的沉重与伤感，也表达了设想别后而流露出的留恋、孤独和惆怅

　　“秋夜沉沉北送君，阴虫切切不堪闻”这两句写诗人在秋夜沉沉的晚上，听着蟋蟀（即“阴虫”。南朝宋颜延年《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诗》：“夜蝉当夏急，阴虫先秋闻。”）切切的鸣叫声，想到自己明天就要与友人分别，心情异常沉重。

　　在写法上，这两句真切地写出了送别时那种黯然神伤的环境，通过环境的烘染，把即将离别的愁绪表达得婉转有致。“秋夜”，点出送别的时间。秋天气氛肃杀，特别是在秋天的晚上，本来就容易勾起对朋友的思念，而偏偏在此时，自己却要送好友离去。“北送君”三字，字字透出送别时的凄苦之情。“沉沉”二字，一方面从视觉着笔，写在船上看见四野茫茫，黑夜深深，无边无际，什么也看不清；另一方面写出了作者的心情相当沉重，可谓一箭双雕。同时，作者又从听觉着笔，写两岸草丛中蟋蟀的鸣叫，“切切”的叫声似在相互倾诉，又似在低低饮泣，这悲伤的秋声，使即将离别的人不忍卒闻。两句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选取了最能代表秋夜伤怀的景物，交叉描写，虽没有明说送别的愁苦，然而经过环境的渲染，这种愁苦具体形象，伸手可触，真正做到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归舟明日毗陵道，回首姑苏是白云。”这两句作者以想象中的明天，与此时的秋夜作对比，进一步表达了离情别绪。作者想：今夜，虽然有离别的愁苦，但毕竟还没有分手，还可以在一起倾心叙谈。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到明天，当我再在这只船中回望你所在的苏州时，那就见不到你了，唯见到满天的白云。到那时，凄然孤独之情，一定比今晚更深更浓。

　　这两句看似在写明日的白天，其实仍是在写今晚的秋夜，通过这样别出心裁的安排，更为深刻地表达出秋夜送别的难分难舍。

　　全诗运用了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诗中的“实”是诗人送别友人时秋夜的环境，“虚”是诗人想象别后的明天，自己在归舟中回望苏州只见悠悠白云而不见友人；诗人借助想象，运用以虚写实的手法拓展了诗歌意境，深化了送别友人时的感情（留恋、孤寂和感伤）。

　　全诗结构巧妙，语虽平淡而意味深长。叠字的运用使诗读来琅琅上口，富于声情美。

　　这首词写作者夏日游览颍州西湖的情景。上片抒写游湖之乐，下片描写夕照之美。

　　此词写夏日生活小景，由两个内容不甚相关的画面组成，而联系这两个画面的线索是时间，一个在白昼，一个在傍晚，还可能是同一个人物。

　　上片是游湖之乐。游船在湖里飘荡，船上设有精美的筵席。有“红粉佳人”，她的身份或者是佐酒的歌女，或者是主人；有“白玉杯”，夸饰筵宴的华贵。一阵阵清风吹拂着荷叶，送来一阵阵荷香，也送来一阵阵欢快的笑声。碧水蓝天，环境优美；欢声笑语，气氛松快。这是令人难忘的清夏游赏之乐，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皆具了。下片描写的是夕照之美。突出在镜头前的主景是“楼台”。这楼台有斜桥曲水环绕着，有轻烟细棹之中的草树掩映着，幽美而又宁静。这是在夏季里，倏忽而至，骤然而止，是夏棹的特点。“夕阳”句正是写阵棹初霁，一抹夕阳照进闺房床头的画屏。画屏顿时明亮起来，屏上的山水花鸟熠熠生辉，生气勃勃，格外美丽，也给闺房增添了许多温馨。闺中人的形象则在影影绰绰之间。

　　全词运用明丽的辞藻、独特的构思写夏景，别具一格。“夕阳”句尤富想象力，余韵无穷。

　　全词从意义上看，可分为上下两篇，前三句是一段，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一位披肝沥胆，忠一不二，勇往直前的将军的形象，从而表现了词人的远大抱负。后三句是一段，以沉痛的慨叹，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愤。

　　第一句，用三个连续的、富有特征性的动作，塑造了一个壮士的形象，让读者从那些动作中去体会人物的内心活动，去想象人物所处的环境，意味无穷。

　　“挑灯”的动作又点出了深夜情景。夜深人静，无法入睡，只好独自吃酒。吃“醉”之后，仍然不能平静，便继之以“挑灯”，又继之以“看剑”。总算睡着后，方才所想的一切，又幻为梦境。壮士好梦初醒，天已破晓，一个军营连着一个军营，响起一片号角声。这号角声，富有催人勇往无前的力量。而那位壮士，也正好是统领这些军营的将军。于是，他一跃而起，全副披挂，要把他“醉里”、“梦里”所想的一切统统变为现实。

　　二、三两句，突出地表现了雄壮的军容，表现了将军及士兵们高昂的战斗情绪。“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兵士们欢欣鼓舞，饱餐将军分给的烤牛肉；军中奏起振奋人心的战斗乐曲。将军神采奕奕，意气昂扬，“沙场秋点兵”。这个“秋”字写得好。正当“秋高马壮”的时候，“点兵”出征，预示了战无不胜的前景。

　　“沙场秋点兵”之后，大气磅礴，直贯后片“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将军率领铁骑，快马加鞭，神速奔赴前线，弓弦雷鸣，万箭齐发。仿佛看到若干连续出现的画面：敌人纷纷落马；残兵败将，狼狈溃退；将军身先士卒，乘胜追杀，一霎时结束了战斗；凯歌交奏，欢天喜地，旌旗招展。然而，在词的最后，作者却发出一声长叹：“可怜白发生！”从感情的高峰猛的跌落下来。原来，那壮阔盛大的军容，横戈跃马的战斗，以及辉煌胜利，千秋功名，不过全是梦境。这处境，的确是“悲哀”的。然而没有谁“可怜”他。于是，他写了这首“壮词”，寄给处境同样“可怜”的陈同甫。

　　从全词看，壮烈和悲凉、理想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作者只能在醉里挑灯看剑，在梦中驰骋杀敌，在醒时发出悲叹。这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而作者的一腔忠愤，无论在醒时还是在醉里、梦中都不能忘怀，是他高昂而深沉的爱国之情、献身之志的生动体现。

　　这首词在布局方面也有一点值得注意。“醉里挑灯看剑”一句，突然发端，接踵而来的是闻角梦回、连营分炙、沙场点兵、克敌制胜，有如鹰隼突起，凌空直上。而当翱翔天际之时，陡然下跌，发出了“可怜白发生”的感叹，使读者不能不为作者的壮志难酬洒下惋惜怜悯之泪。这种陡然下落，同时也戛然而止的写法，如果运用得好，往往因其出人意外而扣人心弦，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这样的结构不但宋词中少有，在古代诗文中也很少见。这种艺术手法也正表现了辛词的豪放风格和他的独创精神。但是辛弃疾运用这样的艺术手法，不是故意卖弄技巧、追求新奇，这种表达手法正密切结合他的生活感情、政治遭遇。由于他的恢复大志难以实现，心头百感喷薄而出，便自然打破了形式上的常规，这绝不是一般只讲究文学形式的作家所能做到的。

　　这首词在声调方面有一点值得注意。《破阵子》上下两片各有两个六字句，都是平仄互对的，即上句为“仄仄平平仄仄”，下句为“平平仄仄平平”，这就构成了和谐的、舒缓的音节。上下片各有两个七字句，却不是平仄互对，而是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这就构成了拗怒的、激越的音节。和谐与拗怒，舒缓与激越，形成了矛盾统一。作者很好地运用了这种矛盾统一的声调，恰当地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复杂的心理变化和梦想中的战斗准备、战斗进行、战斗胜利等许多场面的转换，收到了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

　　李白有首叫《越中览古》的诗。诗中写道：“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这首七言诗中，有三句写到越王勾践的强盛，最后一句才点出越国的衰败景象，虽然表达的感情显然不同，但在谋篇布局方面又有相通之处，可以参看。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