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籍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以擅长乐府诗著称。但七律也有可称道者,这首作于宝历二年春天的《寄和州刘使君》就是其中的佳作。
“别离已久犹为郡,闲向春风倒酒瓶。”首联开头一句,既叙述与刘禹锡的离别之情,也惊叹于他的谪贬宦途。张籍时任主客郎中,而此时刘禹锡还在和州任刺史。一个“犹”字,既是惊叹,也有几分无奈。毕竟,自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二王八司马”被贬,刘禹锡就开始了谪贬生涯。元和九年虽奉诏回京,两年后,因《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倒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再度被贬为连州刺史。据《唐刺史考》记载,长庆元年(821年),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长庆四年(824年)任和州刺史。所以,第二句写出了正因为仕途蹭蹬,刘禹锡只能寄情于和州的山水,在这大好春光中,赋诗饮酒。
“送客特过沙口堰,看倒多上水心亭。”颔联承上句展开,当然这是作者想象的情景。张籍会想到,刘禹锡会在沙口堰送别客人,在水心亭看倒赏景。沙口堰与水心亭都在和州,和州又是张籍的故乡,所以,如此情景诗人便不难想象。看这前两联,我们不禁会问:刘禹锡身为刺史,为什么如此闲适?这只不过是他借以来排遣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寂寞与无奈。所以,清代唐诗评论家黄生说:“赋诗饮酒,送客看倒,皆极写使君之闲。夫使君作郡,不宜闲者也,不宜闲而闲,则作郡非其所乐,意在言外矣。”(见《唐诗摘抄》)诗中用曲笔写出了刘禹锡谪贬后怀才不遇的无奈。饮酒赋诗,送客看倒,虽然看似闲适,但这实是逃避残酷的现实,转而寄情于当地的山山水水。不过,这里的闲适是写刘禹锡,是作者赠答的对象,而非作者本人,这与以往的高考诗词有些许细微的差别。
“晓来江气连城白,雨后山光满郭青。”颈联两句,对仗工整,尤为精警。这一联,笔势陡转,以飞动之笔触写江湖风光。简淡含灿烂,正显出诗人炉火纯青之功力。与王维诗“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联中的白和青二字,一个写出江城水气的氤氲,一个写出雨后山川的苍翠鲜艳。字里行间是以写景来安慰这位远在家乡的朋友,也流露出作者对故乡景色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也难怪明代钟惺说:“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唐诗归》)中唐诗坛,有如此的好句,也是颇足称道的。
“到此诗情应更远,醉中高咏有谁听?” 尾联结句,诗情更远,醉中高咏,一方面是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高度赞赏,另一方面,“有谁听”三个字以问句收束全篇,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醉中高咏究竟谁来听?深处和州偏远地区,纵有满腔抱负也难以施展,对刘禹锡的境况,作者不免有几番怀才不遇的同情和慨叹。另一方面,醉中高吟只有作者知道,所以,只有作者能够知晓对方的心声,可以说,作者与刘禹锡也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知音吧。所以,后来刘禹锡酬答张籍时说:“对此独吟还独酌,知音不见思怆然。”可见,他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互为知音。
纵观全篇,作者没有通过大篇幅的论述来安慰失落中的朋友,而是以想象中的活泼的写景来抒发对朋友的思念和安慰,表达对仕途坎坷的朋友的同情。构思新奇巧妙。字句清雅,意境悠远,尤其在写景方面别具一格,颇受后人称赏。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