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诗一开始就化用《史记》中的话。“高妙”二字，同时表现其卓异的谋略和清高的节操两个方面；一个“特”字，表达了一腔倾慕之情。“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诗人在此将鲁仲连的出仕视为明月出海，这种极度的推崇，可见诗人对鲁仲连的景仰不同一般。鲁仲连一生大节，史传只举了反对帝秦和助收聊城二事。《古风》的这首则专书前一事。当初辛垣衍劝赵帝秦以图缓颊，平原君已为之犹豫，若无鲁仲连雄辩坚拒，难免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在此关键时刻，鲁仲连起的作用无异挽澜于既倒。“却秦振英声”五字就是对这事的肯定和推崇。
而“后世仰末照”一句，又承“明月出海底”的比喻而来，形容其光芒能穿过若干世纪的时空而照耀后人，使之景仰。这是其功业即画策的高妙所致。但鲁仲连的为人钦敬不仅如此，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当平原君欲以官爵千金相酬时，他却笑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说罢辞去，终身没有再见平原君。“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直书其事，而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热爱自由和渴望建功立业，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理想追求，然而一些杰出的盛唐文士却力图将二者统一，并以此与政界庸俗作风相对抗，似曾成为一种思潮。
功成身退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设计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方面，他引为楷模的历史人物，便是张良、鲁仲连。李白的功成身退主要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从政身份，目的在以谋臣策士出仕。这样，自然而然地落实到吟咏者——“吾”身上的，即是对鲁连人格精神的高度推崇，“我”慕其风而愿与之同调了。一“倜傥”，一“澹荡”，既是鲁连的人格写照，也是诗人的精神追求；既是诗人的自许，也是诗人的自期。他是要把对鲁仲连心中由衷的仰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自觉的人格追求，完成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
这首诗直书其事，直抒胸臆，可说是最为质朴的写法。寥寥数句，给读者刻画了一个高蹈而又仗义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又寄寓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全诗虽然有为个人作政治“广告”的意图，却也能反映诗人一贯鄙弃庸俗的精神。“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妾薄命》），这两句诗正好可用来形容李白自己的诗品，即随意挥洒，独具标格。
这是一首富于民歌风味的船歌。全诗以清新灵妙的笔触写出了兰溪的山水之美及渔家的欢乐之情。
歌唱当地风光的民歌，除有特殊背景外（如刘禹锡《踏歌词》）取景多在日间。因为在丽日艳阳照映下，一切景物都显得生气蓬勃、鲜妍明媚，得以充分展示出它们的美。此篇却独出心裁，选取夜间作背景，歌咏江南山水胜地另一种人们不大注意的美。这是它在取材、构思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凉月如眉挂柳湾”“凉月”二字，既写出月色秀郎，又点出春雨过后凉爽宜人的气候。“挂柳湾”，使人想象月挂梢头，光泻兰溪，细绦弄影，溪月相映增辉的情景。
“越中山色镜中看”是低头观看溪水，把兰溪山水写得极为飘逸迷人。“镜”，是喻溪水，并且暗示出月光的明洁，溪面的平静，水色的清澈。这里，诗人没有着意渲染疏星秀月，夹岸青山，只说了“镜中看”三字，而丰富的韵致恰恰就在这里。它启发读者去想象那幽雅的兰溪山色，在溪水的倒影中，摇曳生姿，朦胧而飘渺，使人如坠入仙境一般。淡淡的笔墨，描绘出一个多么美妙的艺术境界。
这两句是诗人的视觉感受。首句是仰望天空。次句写俯察，一俯一仰，景象清新。“凉月如眉”，“山色镜中”，都是比喻一明喻山色之形，一暗喻溪水明净。挂字比拟，看字更点明人在景色之中。闪光水色有了人的活动，则更显得灵动，跟显生机，使兰溪有胜似仙境之感。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船继续前行，不觉意间已从平缓如镜的水面驶到滩头。听到滩声哗哗，诗人才联想到连日春雨，兰溪水涨，滩声听起来也变得更加急骤了。在滩声中，似乎时不时听到鱼儿逆水而行时发出的泼刺声，诗人又不禁想到，这该是撒欢的鲤鱼趁着春江涨水，在奔滩而上了。南方二三月间桃花开时，每有绵绵春雨。这种持续不断的细雨，能使江水上涨，却不会使水色变浑，所以次句有水清如镜的描写，如果是北方的桃花汛，则自无“山色镜中看”的清澈之景。由此可见诗人观察事物描写景物的真切。因是夜中行舟，夜色本来比较黯淡朦胧，这里特意选用“桃花雨”的字面，感觉印象中便增添了黑暗的冬天色彩；夜间本来比较宁静，这里特意写到鲤鱼上滩的声响，遂使静夜增添了活泼的生命跃动气息。实际上，这里所写的“三月桃花雨”与“鲤鱼来上滩”都不是目接之景，前者因滩声喧哗而有此联想，后者因游鱼泼刺而有此猜测。两者都是诗人的想象之景。正因为多了这一层想像的因素，诗情便显得更为浓郁。
这首诗，从头至尾没有写到“人”，也没有写到“情”，而读来却使人感到景中有人，景中有情。诗人将山水的明丽动人，月色的清爽皎洁，渔民的欣快欢畅，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明澈秀丽的画卷中，读后给人以如临其境的美感。从诗的结构看，前二句是静景，后二句是动景，结句尤为生动传神，一笔勾勒，把整个画面画活了，使人感到美好的兰溪山水充满蓬勃生机，是全诗最精彩的点睛之笔。
诗人具有政治见识和政治才能，他敢言敢谏，但没有被武则天采纳，屡受打击，心情郁郁悲愤。诗歌写登上幽州蓟北楼远望，悲从中来，并以“山河旧，人物不同”来抒发自己“生不逢时的哀叹。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是一声人生短暂的感喟。诗人纵观古往今来，放眼于历史的长河，不能不感到人生的短促。天地悠悠，人生匆匆，短短的几十年真如白驹之过隙，转瞬之间就消失了。这种感叹既可以引出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也可以引发加倍努力奋斗的志气。自古以来有多少仁人志士并不因感到人生短暂而消沉颓唐，反而更加振作精神，使自己有限的一生取得接近无限的意义。正因为陈子昂抱着这种积极态度，所以他才“怆然涕下”。也正因为在悲怆的深层，蕴蓄着一股积极奋发欲有所作为的豪气，所以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诗人俯仰古今，深感人生短暂，宇宙无限，不觉中流下热泪。这是诗人空怀报国为民之心不得施展的呐喊。细细读来，悲壮苍凉之气油然而生，而长短不齐的句法，抑扬变化的音节，更增添了艺术感染力。。
这首诗没有对幽州台作一字描写，而只是登台的感慨，却成为千古名篇。诗篇风格明朗刚健，是具有“汉魏风骨”的唐代诗歌的先驱之作，对扫除齐梁浮艳纤弱的形式主义诗风具有拓疆开路之功。在艺术上，其意境雄浑，视野开阔，使得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加鲜亮感人。全诗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却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境界雄浑，浩瀚空旷的艺术画面。诗的前三句粗笔勾勒，以浩茫宽广的宇宙天地和沧桑易变的古今人事作为深邃、壮美的背景加以衬托。第四句饱蘸感情，凌空一笔，使抒情主人公——诗人慷慨悲壮的自我形象站到了画面的主位上，画面顿时神韵飞动，光彩照人。从结构脉络上说，前两句是俯仰古今，写出时间的绵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空间的辽阔无限；第四句写诗人孤单悲苦的心绪。这样前后相互映照，格外动人。
在用辞造语方面，此诗深受《楚辞》特别是其中《远游》篇的影响。《远游》有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此诗语句即从此化出，然而意境却更苍茫遒劲。
陈子昂这首感伤之作是由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触发的，但是其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越了他自身以至他所处的时代的范围，带有一定的广泛性。表现在这首诗里的感伤情绪，和世俗的忧生叹逝有明显的不同。这是一种在对事业和人生的执着追求中产生的喟叹。
词的上阕写离愁之浓，失眠之苦。“堆来”，极言愁多；“枕上”，透出思念中辗转反侧之态：“愁何状”？犹如“江海翻波浪”。这与李煜著名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有相同意境。可见诗人的枕上深愁是何等不可遏抑！“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两句就写失眠的情态。从农历夏至以后，夜逐渐增长，到冬至达到最长。这两句使人联想到白居易“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先说夜长难明，然后就是披衣起坐，看天色，看星空。不管是白居易笔下的“耿耿星河”，还是毛泽东笔下的“数寒星”，因为涉及异地相思，所以暗含一层意思——失眠者在夜空中寻找两颗星，隔在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这是暗写。也有挑明的，如杜牧《秋夕》“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当不眠的人在夜空中寻找牛郎、织女星时，其“寂寞”无聊是可想而知的。
上阕从一“愁”字人手，极写思念之深；下阕以一“泪”字收笔，甚言思念之苦。写此词时，诗人还是个刚离开学校的二十八岁的青年，男女情长，是极自然的，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两句紧接长夜失眠，写黎明前痛苦的心情。如果把词中抒情主人公直接定位为毛泽东本人，“百念灰尽”的说法，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就算唐代李商隐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名句为词人所本，对于像毛泽东那样意志坚强的人，一个以苍生为念的人，一个革命家，决不会爱情至上。他纵然会想念妻子，怎么会达到“百念灰尽”的程度呢？怀着“百念灰尽”的心情，又怎么去做明天的工作呢？然而，把抒情主人公掉个个儿，把这两句视为为杨开慧写心，“百念灰尽”的说法倒贴切得多。据茅盾回忆，毛泽东和杨开慧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性格反差很大，毛泽东待人接物谈笑风生，非常洒脱；杨开慧在一旁带着孩子十分沉静，有些内向。在毛泽东为革命东奔西走时，杨开慧独自支撑着一个家，有多么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百念灰尽”，应是出于一种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当杨开慧读到这两句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一种精神补偿，会为之深深地感动。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两句写侵晓时的清景和词中人悲极而泣。宋代梅尧臣写清晓的情景，有“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的名句。当鸡声叫起的时候，一钩残月淡出了西边的天空，感觉会更寒冷。词中人想克制自己的感情是不能够了。此处的泪，是“流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的泪，是王昌龄《从军行》所说的那种情况——“无那金闺万里愁”流下的泪。词人在此表达了对家中妻子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全词明快流畅，坦直朴素而富有情趣。“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的似水柔情，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男儿气概，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于一人的心胸。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