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迎接访者时心情的七绝，诗的生活气息很浓。题目中的“喜”字就透出了作者当时的欣喜心情，是全诗的文眼，为全诗定了基调。
诗的第一句，从“忽闻”写起，一个“忽”字写出了事情的突然，也写出了出乎意料的惊喜；第二句从情态、动作写，“笑”扣题目的“喜”字，穿衣迎接动作，透着一股乐不可支的心情。这两句诗从正面写“见访”情景。后两句写孩子们见官员车马而跑入芦苇丛中藏匿起的情景，一方面写出了平民家庭的孩子们没见过世面，胆小腼腆；一方面也写了当时的官员们的威势在孩子们心里的影响；再一方面也写出了诗人虽地位低下但有官员来访的欣喜心情，同时并写出了诗人在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儿童不惯见车马，走入芦花深处藏。”这两句诗从侧面来写“见访”，委婉含蓄，而且最富于生活气息。
这篇讽刺性的寓言，作者用寥寥数笔，生动地塑造了一个丑角一样的“象，他的一言一行，无不让我们发笑，引起我们思索。
《楚人隐“》中的楚人，令人发笑的地方主要有三处：一处是他对书上的内容信以为真；由无知的天真产生了无知的行动。他拿着树叶到集市上去，当着人家的面去拿人家的东西。这个楚人的想法和行为闹到了十分荒唐可笑的地步，愚昧无知引来了愚蠢行为，让他落得被公差捆绑起来押送到县衙门这样可悲的下场。
《楚人隐“》引人发笑，但又令人深思：像“楚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不是也常能见到的吗？他们和楚人的思维方式一样，无视现实；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总是凭主观想象，他认为怎样就是怎样；总是想当然地做事情，结果把事情弄得很糟。这些人都有一个弱点，就是自以为是。希望我们读过这则笑话之后，也能照一照这面镜子，想一想我们平时有没有犯过像这则笑话里所描述的错误呢？
近代陈廷焯《词坛丛话》云：“欧阳公词，飞卿之流亚也。其香艳之作，大率皆年少时笔墨，亦非近、后人伪作也。但家数近小，未尽脱五代风味。”与宋代曾慥《乐府雅词》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把欧阳修的一些香艳之词和鄙亵之语，想当然地归为“仇人无名子所为”不同，陈廷焯对欧公这一类词的评价要显得中恳和客观得多。而云欧词风格迫近五代风味，这首《南歌子》便是最贴切的证明。花间词的古锦纹理、黯然异色，同样可以从这一类词中深深感受到。
这首词以雅俗相间的语言、富有动态性和形象性描写，凸现出一个温柔华俏、娇憨活泼、纯洁可爱的新婚少妇形象，表现了她的音容笑貌、心理活动，以及她与爱侣之间的一往情深。上阕写新娘子精心梳妆的情形。起首二句，词人写其发饰之美，妙用名词，对仗精巧。次三句通过对女子连续性动作、神态和语言的简洁描述，表现新娘子娇羞 、爱美的情态 、心理以及她与郎君的两情依依、亲密无间。下阕写这位新嫁娘在写字绣花，虽系写实，然却富于情味。过片首句中的“久”字用得极工，非常准确地表现了她与丈夫形影不离的亲密关系。接下来一句中的“初”字与前句中的“久”字相对，表新娘在郎君怀里撒娇时间之长。结尾三句，写新娘耽于闺房之戏，与夫君亲热笑闹、相互依偎太久，以至于耽误了针线活 ，只好停下绣针 ，拿起彩笔，问丈夫“鸳鸯”二字怎样写。此三句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新娘子的娇憨及夫妻情笃的情景。笑问“鸳鸯”两字，流露出新娘与郎君永远相爱、情同鸳鸯的美好愿望。
这首词在内容上重点描写新娘子在新郎面前的娇憨状态，在表现技巧上采用民间小词习见的白描和口语，活泼轻灵地塑造人物形象，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明代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二曾用“前段态，后段情”来概括其结构特征。上阕以描写女子的装束和体态为主，下阕则叙写夫妇亲密的生活情趣。起句写少妇头饰，十字中涵盖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四种意象，彼此互相衬托，层层加码，雍容华贵之态即由头饰一端尽显无疑。这与温庭筠《菩萨蛮》词如“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常常通过头饰或头饰的变化暗喻人物心境，实是同出一辙，且绮丽有过。陈廷焯许之为“飞卿之流亚也”，或正当从此处细加体会。但欧公手笔当然不啻是模仿而已。温庭筠虽然也多写绮丽女子，但情感基调一般是凄苦伤痛的，所以表现的也是一种美丽的忧伤。说白了，温词中的女子多少有些因哀而“酷”的意味，它带给读者的感觉，也多少有些沉重。欧公借鉴了温词笔法，而情感基调则转而上扬。华贵女子的表情不再黯然，而是笑意盈盈。此观上阕之“笑相扶”和下阕之“笑问”可知。女子之温情可爱遂与其华丽头饰相得益彰，这是欧词明显区别于温词之处。欧、温之不同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温词中的女子表现更多的是凄婉的眼神与懒缓机械的动作，她的所思所想，只是露出一点端倪，让你费尽思量，却未必能洞察心底；而欧词则多写轻柔之动作和活泼之话语，其亮丽之心情，昭昭可感。如“走来窗下笑相扶”、“弄笔偎人久”之“相扶”、“偎人”的动作，都描写得极有神韵。而“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和“笑问双鸳鸯两字怎生书”两句，不仅问的内容充满柔情机趣，而且直把快乐心情从口中传出。这种轻灵直率都是温词所不具备的，即此可见欧词的独特风味。
词中的女子是华丽温柔的，其动作和言语也不无性爱的意味，充满着挑逗性。拿它和柳永的《定风波》作一对比，其香艳程度明显是超过柳永了。然晏殊可以拿柳永的一句“闲拈针线伴伊坐”来作奚落的话头，而欧公的过甚之词却得到了宋人的百般维护，盖宋人评词也有以人废词的习气，带着有色眼镜，因而其客观性是大有疑问的。读者固然应对欧词对花间词的超越表示钦赏，但也不应忘了柳永所受到的无端冤楚。
此诗高度地概括和评价了杜甫爱国忧君的一生，表达了自己对杜甫忠君忧国的衷心敬佩之情，深深同情杜甫颠沛流离、歌哭于风尘的不幸命运。全诗深稳典切，凝练有力，一气贯注，笔无懈弱，颇具骨力，尾联尤富思致。
诗的首句“不仅”二字，表明杜甫既是诗人，又是忠臣，同时加重了“忠”的分量，并将“忠”推到突出而明显的位置上。杜甫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却只作过一些卑微而闲散的官职。在成都，投奔好友严武，为节度参谋，也不得志，几个月便辞去了。“忌”“薄”相映，有力地表明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都是有才而不见用，空怀报国之心。这既是为杜甫鸣不平，又是对时代的批判。“沉沦”“乱离”，表明杜甫长期漂泊，一生潦倒。但他“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始终不忘国家，不忘人民，不忘“君父”。
就是这样一个诗人而兼“契稷身”，最后连返回故乡的愿望也未实现，病卒于同他相依为命的一只破船上。“忧社稷”“老风尘”，正是杜甫全部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其诗歌，号称“诗史”。“信史文章自有真”，这是切合实际的评价。诗歌以“契稷身”而“薄宦沉沦”始，以“儒士作忠臣”而“可怜”终，充分表现了作者对杜甫的深沉感叹。
该诗惊奇之处就是第一句，一开始就以不凡的口吻说“先生不仅是诗人”，一下子把读者的兴头勾起来，令人拍案称奇。其次，该诗结构严谨，很有宋词讲“理”的意味。前后呼应，一问一答，脉络清晰。这首诗体现出蒋士铨的创作风格，感情雄厚，凝重，读来自有一股凛然正气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