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誓》一诗，旨在代屈原立辞，抒写屈原被放逐而离别国都的悲愤和欲高蹈远游却牵念故乡的情怀，同时寄寓了作者自己被疏离而将远去的愤慨。《惜誓》在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爱国情感、愤世心绪和见疏哀怨；在艺术表现上，主要体现为骚体诗风、瑰玮境界和奔放气势。《惜誓》反映了贾谊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虽然难与屈骚的成就伦比，却也深得屈骚遗风；还反映了汉人早先模仿屈骚创作骚体辞赋的风貌，开创了汉人拟骚诗的传统。
贾谊写《惜誓》当是他人性本质的体现。《惜誓》当是他借怜惜屈原不得志而誓死之篇来表达他的看法和态度。从篇中可以看出，他对屈原之死的事实表示了惋惜之情，对其本人表达了尊敬之心，但又毫不保留地表达出"以死抗争社会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做法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的态度。其价值不仅在作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所谓君子生存得志敬业、失志隐身和绝望自杀三种选择之外更多的思考。在诗中，作者提出了明哲保身、明辨是非、当留则留、当退则退的新主张，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方法。这些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思路值得后人学习和思考，它是贾谊《惜誓》作品的真正价值所在，更是君子生存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所在。它既是社会问题，更是人生问题。
关于《惜誓》的意思，王逸说：“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背之也。”认为是贾谊代屈原抒情和叙事。此篇和《吊屈原赋》一样，揭露了世俗之幽昏，黑白之颠倒，强调神德之人，应当远浊世而自藏，不要受制于小人，徒伤身而无功。
《惜誓》一诗的美学思想表现为四个方面：以生命为中心、神游太空、神游昆仑、思今忆古以明君子之道。全篇善用比兴手法表现抒发悲愤之情的主题，与屈原作品的“引类譬喻”，是一脉相承的。
作品散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二两段为第一部分，写狱中瘟疫流行，死者甚众的情况和原因。第三、四段为第二部分，进一步揭露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险恶。第五、六段为第三部分，揭发奸吏贪赃枉法的罪恶行为。第七段为第四部分，揭露胥吏狱卒和奸民相勾结牟利的事实，说明当时的监狱阴森可怕。这篇散文记叙具体真切，富狱说服力，行文简介狱序，却不失生动。
第一部分。写狱中瘟疫流行，死者甚众的情况和原因。作者亲眼见到“死丽由窦出者，日兰四人”，狱中情状，惨不忍睹，随即运用对话方式，由杜君介绍详细情况，“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瘟疫流行，死人之多更加骇人听闻。瘟疫流行的原因，一则房屋设备恶劣，旁四室无牖无窗，晴无天日，窑气不流通。二则犯人太多，“系囚常二百余”。三则狱中成法残酷，“薄暮下管键”，“质明启钥”。四贼非人的生活环境，“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再加上气候变化，“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更加奇怪的是“大盗积贼，杀人重犯”“染此者十不一二”，“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善恶颠倒，是非不明。由此不难想见狱中的一片残酷阴森的景象，作者已经勾画出了一幅人间地狱的图画。
接着作者设问，由杜君继续作答，进一步说明犯人之多的原因以及“其骈死”，皆“法所不及者”的原因。封建统治者为着巩固其封建专制政权，实行恐怖政策，京师一地，监狱林立，法网密布，贪官暴吏们则趁机大发横财。他们为了榨取钱财，任意拘捕无辜，然后勾结起来，狼狈为奸，向囚犯肆意敲榨勒索。这样，狱钱的可以消遥法外，无钱的就横遭追害，贫苦百姓更是冤沉海底，忧恨病死的不可胜数。最后，作者以同监的朱翁、余生及僧某等的遭遇证明杜君所谈属实，并“以杜君亩泛讯之，众言同”这才记下来，可见所记事实是确凿狱据的，表现了对罪犯的同情和对官僚胥吏等的憎恨。
第二部分。进一步揭露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手段的狠毒和用心的险恶。管行刑的，明抢暗夺，毫无人性，就是对予判处死刑的犯人，也要处心积虑加以勒索。甚至连死人的头也要拿来做索取贿赂的资本。他们的残酷罪行，令人发指。管捆人的，捆绑之松紧，要看贿赂的多少而定，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残暴地摧残犯人，敲诈钱财的手段，无所不施。管施刑的也是如此，棍棒的轻重，看贿赂的多少而区别。他们认为从犯人身上榨取钱财是理所当然的，以得贿多少决定对犯人的待遇也是合理的。作者记叙了一系列的罪恶事实，狱力地揭弦了封建专制时代黑暗政治的真相。
第三部分。揭发奸吏贪赃枉法的罪恶行为。作者先概括叙述老胥藏伪章，任意篡改“文书”的枉法情况，接着举出具体事饲说明官吏枉法受贿，使良民含冤屈死，坏人逍遥法外。在“把持公仓”一案里，胥吏受鳓千金的贿赂，居然敢私造上行文书，调换“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代主犯受刑。当时的“主谳者”明知换了本章，错杀了人，但却不敢查问。这里，不仅表现了“主谳者”的丑态和卑怯心理，而且说明了只要保住官位就不管人民的死活，正是封建官僚的人生观。重贿千金的事件，作者没狱目睹，但“余在狱，犹见某姓”，并写出狱中人相互指认的情况，可见这一骇人事件完全属实。
此外，胥吏还借“矜疑减等”的机会，设法午弊，作者在狱中亲见郭四的事实，令人极为愤慨。“凡四杀人”的罪犯逍遥法外，“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写出了杀人恶棍的嚣张气焰。作者对这种情况，不仅指斥“渫恶吏忍予鬻狱”，还责备一些“良吏”不追究实情，“多以脱人予死为功”，而开释了坏人，冤枉了良民，说明了这个时代的法律和监狱完全是迫害良民，助长坏人的气焰，作者慨叹“其枉民也，亦甚矣哉”，这是对封建统治罪恶的控诉。
第四部分。揭露胥吏狱卒和奸民相勾结牟利的事实，说明当时的监狱阴森可怕。“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狱奇羡”，概括说明当时监狱的黑暗，接着举出一件事实，李姓“杀人系狱”， “每岁致数百金”，赦出后“漠然无所事”。刑部狱对于良民来说，完全是残酷阴森的人间地狱，令人体目惊心，而对坏人来说，则不但不可怕，而且是牟利的好地方。他们对监狱恋恋不舍，到不得不离开时，竟“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怅然而出”，乍看这样的言行未免狱些奇异，但事实确实如此，更足以说明当时监狱的本质。
这篇散文勾勒出一幅暗无天日的封建社会监狱图，表现事对一些无辜受害者的同情，对于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狱一定的意义。文章所记的内容头绪纷繁，但作者写得简洁狱力，没狱浓郁的渲染，而人物神态却历历在目。在写法上选取了狱中几个方面的典型事例，用先概括叙述，再具体描写，先提出问题，再举事例的方法，并时时设问作答，突出重点，真实性很强，这些都值得借鉴。
全文记述作者在封建监狱中的种种见闻，具体深刻，牵涉面广。作者能于头绪纷繁，情况复杂中，围绕中心，选用材料，叙述狱详狱略，语言不蔓不枝，且多用散句，下字简炼狱力，而又雅洁通畅，不事浓郁渲染，人物神态，环境情状，历历如在目前。记述时多采对话形式，常举典型事例为证。先用概括介绍，次叙具体事实，间发个人议论，质朴中灵活多变。桐城文章，此作可称佳构。
全诗全用虚写，通过虚拟的情景来展示崔漪在贬谪生活中的落拓不偶，愁苦孤寂，从而表达了诗人对这位朋友的思念和关切。
首句点题：“苦忆荆州醉司马”。既是说“苦忆”，则就决非一般的思念。志同道合、交谊深厚的朋友，总希望能经常见面，如果客观条件不允许，那也希望能经常通信以慰离怀；假如山长水远，天各一方，连通信都不可能，那就只有在心中默默地反复地思念，即所谓“苦忆”了。作者这时大约正听到崔漪由吏部贬谪为荆州司马的消息，所以称“荆州醉司马”。“司马”而说“醉”，可见这位崔漪平时是极爱喝酒的。第二句，“谪官樽酒定常开”，是对上句内容的进一步补充。“谪官”与“荆州司马”相应，“樽酒”和“醉”相应。 “醉”而因“谪官”，可见他的饮酒是有其难言的苦衷的。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本缺陷，许多贤能之士常常是壮志难酬，遭遇坎坷，在这种情况下，借酒浇愁便成了他们排遣怀才不遇的优愤和抒发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方式。“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是借酒浇愁的名句。这种对统治阶级表示不满转而向“醉乡”中逃避的态度，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这种消极的态度，又显示了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崔漪的所谓“醉”，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定常开”当然是诗人的想象之词。不写自己对友人遭贬谪深表同情，而只写想象中友人在贬谪后借酒浇愁的情景，这就获得了意在言外的效果。 “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尽，斯为妙谛”（梁廷楠《曲话》），通过这两句，可以体会到诗人对友人思念的厚重，而且感到他对友人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
颔联紧承第二句，描写崔漪“樽酒”常开的醉态：“九江日落醒何处，一柱观头眠几回”。“九江”，“一柱观”，都是切“荆州”，崔漪的所在地。“醒何处”，“眠几回”，都是写其沉醉的状态，语言都极形象生动，它和作者《饮中八仙歌》写李白酒后狂放的形象：“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谓异曲同工。其实，崔漪之所以沉醉于酒，向“醉乡”中逃遁，正是对统治阶级压抑人才的不满与反抗，是他心情苦闷和激愤的表现。这两句笔致洒脱，情态逼真，宋朝大词人柳永也许从这里受到启发，写出了“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两句千古传诵的名句来。当然，柳词是借凄清寂静的气氛，来渲染主人公的孤零之感，和此篇的主旨不尽相同，但却可借助这种情况，来进一步挖掘此篇这两句诗所蕴藏的感情和意境。
“可怜怀抱向人尽，欲何平安无使来。”颈联由虚到实，直接点出“苦忆”的因由。关于前一句，过去有不同的理解。如杨伦认为这一句是就崔漪说的，意思是说崔漪以前曾向诗人尽情地倾诉过他的怀抱，他说：“此‘人’字，当即指自家（指诗人）。”王嗣奭则认为这一句是就诗人说的，“因忆之苦，一终逢人便抒怀寄讯，终不得达，一‘可怜’。”王嗣奭的理解当然是有毛病的，因为下句已明明点出“欲向平安”，如果上句“抒怀寄讯”，下句又“欲问平安”，这样一来，上下两句意思就完全相同了。而上下两句意思重复乃是唐人律诗的大忌，杜甫当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杨伦的说法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他指出这一句是指崔漪，这是正确的，但说“向人尽”就是“向我尽”，就缺乏有力的根据了。这两句实际是“彼此互言”，上句是说崔漪性格豪放，壮怀大志，虽向人倾诉无遗，但却无人理解，无人同情，所以说“可怜”；下句说自己虽然十分理解他，关心他，但山长水阔却又无信使往来。两句之中真有无限凄凉，无限同情。全诗至此由豪放而转为凄侧，从而为下联苦忆泪零、欲借江水以通情思埋下伏笔。
“一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滪堆。”尾联直接抒发强烈的感情。人隔两地，信使不通，伤怀念远，只有靠锦江的流水带着自己相思的双泪，滚滚滔滔，经过瞿塘峡口，一直流到荆州去。这两句化景物为情思。将一种无可奈何的思念之情表达得十分具体形象。杨伦说：“二句即太白诗：‘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之意。”这是很对的。“苦忆”之情，无可告诉，无人理解，惟有托之流水。通过诗人的丰富想象，本来无知无情的锦江之水，竟变成了一个了解自己、同情自己的知心人，它愿意绕过艰险的滟滪堆，将自己的相思泪，送往遥远的荆州，带给那位不幸遭贬的朋友，这是非常感人的艺术形象。
这首诗在写作上的特点和《月夜》相同，都是用虚拟的办法来抒写相思之情。开头“苦忆”二字，即通贯全篇，从第二句开始，转入对崔漪贬谪后醉酒情态的描写，完全出于想象。本是虚写，却用“九江日落醒何处，一柱观头眠几回”这样的具体细节来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仿佛实有其事。苦忆泪零，本是实情，却又设想锦江之水能将相思之泪殷勤送去，则又化实为虚，显得十分空灵。这种虚拟的手法，为古代诗人所习用。例如王维的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即是一例。但是把《所思》和《月夜》相比较，由于所怀对象和诗人当时所处环境的不同，因而两首诗所描写的侧重点和表现角度也就不完全相同。诗人写《所思》的时候，正羁旅在西南，天涯漂泊，情怀本已落寞，念及往日友好的政治遭遇，心情自然更加难堪了。诗的主要篇幅是通过想象正面描写“醉司马”崔漪的种种醉态，曲折地揭露当时政治的黑暗与腐朽，表达诗人对醉司马的深切同情。全诗八句一气呼成，结尾两句更是悠扬跌宕，一唱三叹，将自己对好友的一片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诗的笔调虽诙谐调侃，实际上感情却极愤激沉郁，这种悲戚的感情，由于是用诙谐与旷达的笔调来描写的，因而使人更觉沉重深刻。全诗的风格苍凉感慨，委婉沉郁，这是由于诗人所怀对象乃是一位遭遇坎坷的友人。如果将《所思》和《月夜》两相对读，不但可以从中学习诗人表达感情的不同艺术技巧，而且可以借此了解杜诗的多样风格。
《礼记·檀弓》上说：“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就是隔年的草，意指一年以后对于已去世的朋友不必再哀伤哭泣了。“宿草”，后世便成为专指友人丧逝的用语，这里蓬蒿泛指野草，句意正是由《礼记》脱胎而来，暗喻故友虽去世一年，而他犹不能忘情。当时王安石身在汴京而王令之墓则在千里之外的常州，然而凭着诗人沉挚的感情与驰骋的想象，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凄怆悲凉的画面。哀痛之情也于景中流露而出，于是从坟地写到了长眠地下的人。
“妙质”二字，后世注释的版本往往解释为“美妙的品德、卓越的才能”云云，其实不然。根据原诗第一首的尾联：“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这里是用《庄子》中匠石“运斤成风”的典故，这里的“质”指箭靶，用以比喻投契的知己。因而“妙质不为平世得”一句是说世人不能像匠石深知郢人那样理解王逢原。据当时记载，王逢原为人兀傲不羁，不愿结交俗恶献谀之徒，甚至在门上写道：“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可见他清高孤傲的性格，其不为世人所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微言”是用了《汉书·艺文志》中“仲尼没而微言绝”的话，意指精辟深刻的思想言论。这句说只有深深了解死者的人才明白他的微言，言外之意，他才是唯一理解王令的人，因而引出下联的回忆。这两句用典熨贴精确而又不影响词意畅达，并通过典故的运用，给原来枯燥板滞的议论注入了活力和丰富的意蕴，可见王安石铺排典故的娴熟技巧，陈师道怀黄鲁直的诗中说：“妙质不为平世用，高怀犹有故人知”，即从此联化出。这两句对怀才不遇，知音者稀的感慨，关合王令与诗人自己，虽是为诗人王令叹息，也包含着他对自身的感喟。
颈联是追忆当年与王令一起读书饮酒的豪情逸兴。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按临鄱阳，王令六月中便去鄱阳与王安石聚会，诗句就是写这次会晤：庐山向南倾侧，犹如自天而降，对着他们的书案；湓水滔滔东来，像是流入了他们的酒杯。这两句以雄伟的气魄、丰富的想象、精炼的字句成为王安石诗中的名联。庐山如堕、湓水东来，已是雄奇绝伦，并以“当”与“入”两个动词作绾带，遂将自然景物的描写与人事的叙述融为一体，且气势阔大，令人可以想见他们当日豪迈的气概和诚笃的友谊，庐山、湓水便是他们的见证。这种昂扬的格调，宏阔的意境与前文凄凉悲慨的调子适成鲜明对照，而诗人正是以这种强烈的对照，表达了不可压抑的悲愁，同时也自然地引出了尾联无限的今昔之感。
诗人沉痛地慨叹道：一切往事都随你的离世烟消云散，昔日的欢会已一去不返。全诗便在深沉的悲哀中戛然而止。
这首诗所以成为王安石的名作，就在于其中注入了真挚的情意，无论是对故友的深切思念，还是对人生知己难遇的怅恨，或是对天不怜才的悲愤，都是出于肺腑的至情。这正说明王安石不仅是一个铁腕宰相，同时又是一个富于感情的诗人。此诗通篇以第二人称的口气来表达，如对故友倾诉衷肠，因而凄恻感人。短短八句中，有写景，有议论，有回忆，有感叹，运用了想象、使事、对比等手段，总之，体现了王安石高超的律诗技艺，所以有人以此诗为他七律的压卷之作，也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