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这是一首哀感顽艳的情诗。据诗意推测,是作者早期的作品。郁达夫先生的小说《采石矶》中对此诗的创作作了很凄艳的描述:“仲则(景仁字)竟犯了风露,在园里看了一晚的月亮……,他忽然感触旧情,想到少年时候的一次悲惨的爱情上去。”这显然是从本诗中“为谁风露立多时”一句想像出来的故事。
桂木筑成的堂中静寂无声,只听到更漏滴滴。诗人遥想远处的恋人,虽异地相隔,然而人心心相印,相思之情是一致的。诗人凭借想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将恋人间两心相契的心理浓缩在“一种秋怀两地知”一句之中。如此凄清寂寥的秋夜,怎能抑制住对远方情人的刻骨相思呢?诗人于是走到园中,那秋夜的星空又令人想起牛郎、织女,他们还可以在每年的七夕相逢一次,而诗人如今在这风露中伫立多时,又是为了谁呢?这里,诗人以极平淡质朴的语言为自已勾勒了一个剪影:伫立凝想,默默无言,举眼望天,心沉神驰。一个多愁善感而痴情的年轻诗人形象于其中已呼之欲出了。他的另一 首诗中有“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之句,与此句同一意境,说明这是诗人自己反复描绘的自画像。
诗人在爱情的追求与失望的痛苦中挣扎,于是他感叹道:我就像莲子那 样永远藏着一颗苦涩的心;愁思像春蚕的丝绵绵不断,无法排遣。我的一生注定逃脱不了这相思之苦的命运,任凭自己的生命随着幽谷之兰的萎谢凋零而逝去吧!黄仲则少年多病,常有年寿不永的自悲自叹,他似乎已预见到了自己的早逝,然而又无法摆脱相思之情,最后两句便是他对至高无上的爱情的礼赞,表达了自己对此执着的追求。他希望上苍判给他这样的命运:永远追逐着兰草幽远的芬芳,即使与兰草一起凋落化为泥土亦不辞。生命何足惜,而相思之情永不会完结。这里的“幽兰”,虽然诗人没有明言所指,但我们大致可以揣想到,那就是他的爱人的化身。
爱情是诗歌创作中永恒的主题,然而表现爱情主题的方式是千变万化的,中国古典诗歌中也是如此。南朝民歌以质朴无华的语言来表达男女间的思慕,李商隐的艳诗则以秾艳晦涩的笔调抒写自己的恋情,而黄景仁的这首情诗却以清新而强烈的表现方式抒写自己的恋情,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色。 此诗也显然有脱胎于李商隐诗的痕迹。如开头的“桂堂”一词,就使人想起义山《无题》中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两句,唤起了男女幽会的联想。又如“心如莲子”一联,也显然取法于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名句。然而我们读黄景仁的诗,却没有义山那种朦胧神秘的色彩,代替它的是一种深切真挚的美感。如此诗一气流走,畅达明晰,而情深一往,感人肺腑。语言是晶莹透明的,没有些许费解晦涩之处,然意蕴却并非一览无余,而是随着感情的波澜深婉激荡,如第一句中“漏声迟”三字, 暗示出诗人于孤独寂寞中倍感长夜难度的心态。第二句中“一种”与“两地” 可谓当句成对,构成了强烈的时空交错的效果。总之,语言的明畅与感情的强烈在此诗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前人所谓语浅情深,此诗堪当。
此诗拓展古意而成哀悼诗声,先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再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然后写刺秦王的经过,最后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后天下宝物都集秦宫且美女钟鼓繁若云霞。
开头四句为第一层,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易水河畔原为古老航道,背燕面赵,襟带二邦,河水浩荡,两岸白沙无垠,足为送别开拓寥廓宏大背景。又时值天风萧瑟、草木零落暮秋季节,北国天空尤为高远幽旷,浩浩江水,茫茫白沙,飒飒天风,萧萧草木,这些大自然奇特景观为全诗铺垫了慷慨悲壮基调。“送君迢遥西入秦”一句点明送谁去何处。其中,“迢遥”一词既写征途之遥,复含任重而道远深意。
紧接着四句为第二层,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以“骊驹一唱心茫茫”渲染悲壮场面,既为赞古代英雄荆轲,更为颂现实生活左懋第北上议和壮举。
之后四句为第三层,写刺秦王的经过,借荆轲悲剧重演以痛悼左懋第遇害。
最后四句为第四层,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天下宝物都集秦宫,美女钟鼓繁若云霞。邪恶战胜正义,如同清朝灭明朝。但荆轲、高渐离虽亡,而博浪沙椎击秦王的张良终将再度出世。篇终“浩茫”之思,幽深婉曲地传达出陈子龙救亡图存的坚定决心。
全诗构制宏伟,用思深沉,立意深沉含蓄,风格慷慨悲凉,融合写景、叙事、议论于一体而浑化无迹:写景在于创造情感氛围,叙事在于抒发情感,全诗叙事都隐隐荡漾着郁勃的情思,结尾的议论又将这种情感推向高潮,故全诗写景、叙事、议论都统一在总体的情感节奏中。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这首小词通过对塞外古战场的描写,抒发了对历代兴亡和历史变迁的感慨。
词的上片写景,描写塞外古战场的荒凉景象。“今古河山无定据”,首句以议论开篇,简朴的文字有一种历史纵深感,而且形成一种笼罩全篇的氛围。“今古”二字,包括古往今来。面对大好河山,多少风云人物,你争我夺,或长期或短暂地占据它,但谁也没有永久地据有这些地方。“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二句白描,描绘出一幅塞外和平图景,画角声声,矫健的牧马频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二句仍用描写,放眼望去,整个塞北,平沙万里,荒漠凄凉,连个说话的人也很难找到。西风飒飒,只有那几株枫树,又一次被吹红了叶子。使人联想起为争夺这块土地鏖战厮杀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象。这些红叶,又一次把人带进了对历史的回忆,加深了作品的纵深的历史感。
词的下片抒情,写自己出塞的感触。“从前幽怨应无数”。首句议论,直接承上阕对古战场描写而来。面对古战场的凄凉景色,郁结在心头的愁恨无法计算。正如唐·李颀《古从军行》所说:“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接下二句叙事:“金戈铁马,青冢黄昏路。”“金戈铁马”,代表战争。“青冢黄昏路”,用汉王昭君和亲故事,代表和亲。二句概括了战、和两种办法。说明自古以来,为了争夺江山,时战时和,或二者并用,这就是历史。“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末二句以景结情,抒发了作者的感触:回顾历史,面对这塞外古战场,诗人对自己的祖国一往情深。这深情犹如夕阳余辉照射下,深山之中的绵绵秋雨。词意深沉含蓄,有弦外之音。
汉元帝时,昭君奉旨出塞和番,在她的沟通和调和下,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了六十年。她死后就葬在胡地,因其墓依大青山,傍黄河水,所以昭君墓又被称为“青冢”,杜甫有诗“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纳兰由青冢想到王昭君,问她说:“曾经的一往情深能有多深,是否深似这山中的夕阳与深秋的苦雨呢。”作为康熙帝的贴身侍卫,作者经常要随圣驾出巡,所以他的心中也充满了报国之心,但他显然不想通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的理想抱负,所以在尾句中作者又恢复了多情的本色,他以景语结束,将自己的无限深情都融人到无言的景物之中,在这其中,既包含了豪放,又充满了柔情,甚至我们还会体味到些许的凄凉与无奈。
这首词通过诗人“出塞”所见,描绘了眼前荒凉的和平景象,回顾历史,总结出战争与和平两种情况,是对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规律性概括。因此毛泽东批注:“看出兴亡”,肯定了这首词的思想意义。
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曾说过:“长短调并工者,难矣哉。国朝其惟竹坨、迦陵、容若乎。竹坨以学胜,迦陵以才胜,容若以情胜。”而读完作者这首词风苍凉慷慨的词作,可以得知谢氏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