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颂》所载《大武》乐章歌诗六首,它们反映的是周朝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叙事上具有纪实性和连续性。六首都有相应的歌舞形态,其首尾系序幕和谢幕,主体部分是中间四段。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周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周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大武》六成对应六诗,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及《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楚王之言“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则可确定四篇,另两篇,王国维认为其中一篇即此篇《般》,他并且认为它当是《大武》六成的歌诗,说:“《酌》《桓》《赉》《般》四篇,次在《颂》末,又皆取诗之义以名篇,前三篇既为《武》(指《大武》乐舞,非《周颂》中之《武》篇)诗,则后一篇亦宜然,……至其次第,则《毛诗》与楚乐歌不同,楚以《赉》为第三,《桓》为第六,毛则六篇分居三处,其次则《夙夜》(王氏认为即《昊天有成命》)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赉》第五,《般》第六,此殆古之次第,……与《乐记》所纪舞次相合。……《般》云:‘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则与‘六成复缀以崇’(《乐记》中语)之事相合,是毛诗次第与《乐记》同,恐是周初旧第,胜楚乐歌之次第(《左传》所引《大武》之次第)远矣。”(《周大武乐章考》)但高亨认为王氏之见过于相信毛诗篇次,他确定《般》是《大武》四成的歌诗,指出从诗中所述,表明“周朝广大的疆土,有小山大山,有小河大河,普天之下包括当时的边疆,都遵奉周朝的命令,很明显是中国统一的景象,是征服南国后的景象”,既然“诗的内容和《大武》舞第四场所象征的故事如此相符合,那末《般》篇是《大武》舞第四场所唱,是《大武》诗的第四章,也是很明显的”(《周代大武乐考释》)。
《大武》四成的舞蹈是表现周公东征平乱、至于江南的事迹的。作为《大武》四成的歌诗,《周颂·般》和《周颂·武》一样,是四言七句,语言虽然非常简练,但是用了“高”“乔”“敷”“裒”等表示空间之大的字眼,用了最能体现空间感的山峰河流来实化这种象征、隐喻周室伟大的空间之大,便具有一种雄浑的气魄,体现了圣王天下一统的恢宏之势。
起首一句“於皇时周”,就是在赞叹周朝。因为周代既是第一个以“华夏”自称的朝代,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孔子所终身向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礼乐之邦的完美典范,因而,后世在读到和用到这些含有“周”字的古文时,就可以直接将周王朝代入为是属于中华民族共有的国度风范。
“陟其高山”,登上了高山。巡视四海,自然要登山临水,祭拜天地。置身高岗,看到的是“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两句形容的场景是:俯瞰群山,仰望岳峰,眺望百川,汇于一脉,俯仰天地之间,山河尽收眼底。这是属于王者的格局,这是巡视河岳的眼界,这是颂诗吐纳的气势。
正因为有了这俯仰之间气势如虹的胸襟与豪情,所以才有最后的升华之句:“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这是在说明天下的归心与时局的顺遂,也是说国家的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周颂·般》作为《周颂》诗里的最后一篇,虽短小精悍,却气韵冲天,势比山海。
这首词是一首送别之作,因为友人军职升迁是一件大喜事,所以此词全无哀婉伤感之情,通篇都是对友人的赞扬与鼓励,只是最后提醒友人不要忘记知音好友,一点即止。
上片写战争过去,人们的战争,敌情观念薄弱了,“髭胡膏血”都被汉水洗净了,这是一句反义用语,道出了作者心里的不平。接着用“人尽说”回忆王君的“归时英烈”。下片的过片与上片的开头遥相照应。既然没有战争了,刀剑就应入库了。腰间剑,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前两句由友人写到自己,以战国时的冯谖为喻,表达作者勇无所施、报国无门的愤懑。后两句表达自己对送行友人的歉意,言自己无物可送,只能用杯子之酒为别去的朋友送行。
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汉坛”,汉高祖刘邦曾在汉中筑坛拜韩信为大将。这两句言朋友官职地位之重,言外之意,朋友处此重位,定能像当年的韩信一样一展抱负,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立功。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这两句承上,前句用东汉马援之典。后句化用枚乘《七发》中“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语句,是说贪恋女色,必当自残生命。词人认为男儿应当立誓以马革裹尸死在沙场而还,至于那些沉溺酒色自戕生命之行再也休提,以此激励友人要以杀敌报国为务,勿沉溺于男女私情而堕了青云之志。
但从今,记取楚台风,裴台月。——引用战国宋玉和东晋庾亮的典故。以此劝诫友人:不要忘记咱们在楚楼、裴台吟风赏月的这段友谊。全词激昂沉郁,愤懑与不平隐含在曲折之中。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上半部分,分析当时不容懈怠的政治形势,阐述开张圣听、内外同法、亲信贤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后主励精图治,迅速改变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被动局面;下半部分,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缅怀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表明此次北伐务求成功的雄心壮志。
前半部分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震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蝾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谅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邵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分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象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哀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