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题在《长江万里图》上的诗，作者从长江发源地写起，从而想起家乡，引出他内心盘结已久的故乡愁思。家乡、长江两种意象相融相生，将游子的思乡情表现得丰满深厚，情因景显，景因情深，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诗人看画后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家眠山更西住，正见岷山发源处”。诗人原籍在四川，看到长江后很自然产生一种我住“长江头”的感情，这里有怀念，也有自诩三四句是写长江的波澜壮阔，“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杜甫诗：“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就是写此处山川形胜的。“雪初消”意味着江水增长，汹涌澎湃；“百折千回”写出了水流经之地山势奇险。这两句点出了画题，极写长江奔腾不息之势。
接下诗意一转由写景而转向抒情。“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飘迫尚他乡。”诗人望着滚滚的长江水由西而东，流经万里，想到人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也随着这东流的江水四处飘泊，不禁喟然而叹。诗中的“人”字也可解作诗人自己，这也是对自己身世命运的感叹。以东流江水喻离乡之苦，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特点，那就是“长”。李白写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也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可见诗人之间也是有共同感受的。不过李白是与朋友告别，“别意”中虽有憾情，然叹而不哀。杨基这里写的却是异乡飘泊思念之情，因而它要凄苦得多。
尾联“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这是对离愁别恨的更深一层描写。“烟波草色”、“风雨猿声”，本是长江两岸的普通景物，为旅人所常见常闻，然而在诗人的眼中、耳中，却都变成了牵恨”和“断肠”的缘由。实际上这是主观感情给客观事物铺上的感情色彩，而这客观事物反过来又加深了主观感情的浓度。诗人所写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体验，而且用了“恨”和“断肠”这样的字眼儿，可见它的浓度之深。
这首诗从谋篇构思看，由看画而想到家乡，由想到而思念，由思念而感慨，由感慨而痛楚，步步依理，层层加深，可谓层次清晰，自然真切。从表现方法看，既写景又写情。写景时景不离情，如东流江水之与飘泊游子；写情时情不离景，如离恨之与烟波草色，断肠之与风雨猿声。可谓情因景显景因情深。从语言运用看既无炼字之迹，又欠修饰之功，犹如口语，明白如话，随意而写，一气呵成。可谓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蜉蝣是一种渺小的昆虫，生长于水泽地带。幼虫期稍长，个别种类有活到二三年的。但化为成虫，即不饮不食，在空中飞舞交配，完成其物种的延续后便结束生命，一般都是朝生暮死。蜉蝣又是漂亮的小虫。它身体软弱，有一对相对其身体而言显得很大、完全是透明的翅膀，还有两条长长的尾须，飘舞在空中时，那姿态是纤巧而动人的。而且，蜉蝣喜欢在日落时分成群飞舞，繁殖盛时，死后坠落地面，能积成一厚层。因而，这小东西的死，会引人瞩目，乃至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二千多年前，敏感的诗人借这朝生暮死的小虫写出了脆弱的人生在消亡前的短暂美丽和对于终须面临的消亡的困惑。
说起来，是“人生百年”——或者往少说，通常也有几十年。但相比于人对生命的贪恋程度，这远远是不够的。而且，人作为自觉的生物，在其生存过程中就意识到死的阴影，于是人生短暂之感愈益强烈。当然，活着是美好的，而且人与其他一切生物不同，他们懂得以人的方式来装饰自己，懂得追求美的姿态。然而放在死亡的阴影下来看，短暂生命的装饰与姿态，实也是最大的无奈与最大的哀伤。于是，蜉蝣的朝生暮死的生命过程，它的弱小、美丽，以及它对自己鲜明的羽翼、鲜洁的容貌的炫耀，被诗人提取出来描画成人的上述生存状态的象征。
此诗开篇即以“蜉蝣之羽”为比，这个小生命的翅膀，像一件华美的衣裳那样艳丽多彩。但这种美丽来之不易，且只有一天的美丽，宛如昙花一现。诗人见此情景生发感慨。一种珍惜生命、把握现在的紧迫感油然而生。第二章意思大致相同。第三章，描述蜉蝣的初生，刚刚破土而出的时候，麻衣如雪，那薄如麻丝的翅羽好像初雪一样洁白柔嫩。但它很快就飞翔起来，尽情挥舞生命的光采。相比之下，人当然要学习蜉蝣精神，生之光华，死之绚烂。
这诗的内容简单，结构更是单纯，却有很强的表现力。变化不多的诗句经过三个层次的反复以后给人的感染是浓重的：蜉蝣翅膀的小小美丽经这样处理，便有了一种不真实的艳光，那小虫的一生竟带上了铺张的华丽；但因这种描写之间相隔着对人生忧伤的深深感喟，所以对美的赞叹描画始终伴随着对消亡的无奈，那种昙花一现、浮生如梦的感觉就分外强烈。
这诗的情调自然是有点消沉的。但人一旦追问自己：“你是谁？你往哪里去？”深入骨髓的忧伤根本上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在缺乏强有力的宗教的古代中国，由于不能对生死的问题给出令人心安的解答，人心格外容易被忧伤笼罩。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对死的忧伤、困惑、追问，归根结蒂是表现着对生的眷恋，这也是人心中最自然的要求。阮籍《咏怀诗》之七十一，写木槿花、蟋蟀、蟪蛄、蜉蝣这一系列短寿的生物在世间各自发出声音和光色，感叹说：“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但这也就是世界的基本面目。
这首诗虽然说的是题画，却颇多咏怀言志之意，以题画为线索，融画意、友情、感慨于一体，于意象超远中见奇崛之气。 全诗十六句，四句一转韵。诗的前四句从苏轼遭贬黄州起笔、转入玉堂观画，引发归隐青林之想；五至八句写郭熙平远秋山图画意荒旷杳远；九至十二句表达诗人的南归之心；最后四句承上写诗人归愿难遂，求画慰归心。全诗章法曲折有序，韵法神形齐备，句法明丽清秀，内涵深蕴。
“黄州逐客未赐环，江南江北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由“卧对”而“发兴”，用一“已”字，写出了苏轼身在玉堂，心游青林，顿然间神驰魄动的精神状态，点出郭熙画作使人“真即其处”的特点，真是“笔所未到气先吞”。这四句为平声删韵。按次韵诗惯例，隐括苏轼原作大意，叙述其在玉堂，即翰林院看郭熙画，因而萌生青林之思、隐逸之想。诗人次韵，语句多与苏轼原诗相应，却变化其次序。他从苏轼贬谪黄州起笔，转入玉堂观画，同时引发隐逸之想。诗人这一变化首先突出了郭熙画作的传神处。郭熙所谓“象外意”“景外妙”，就是要使人“见青山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总之，要使人观此画而“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苏轼原诗已有此意，诗人更用倒插句法来突出它。这一变化更使这首诗起笔即有龙腾虎跃之势。黄州与京师地隔千里，苏轼从遭贬到被召回，已有七年。这四句却以极简省的笔墨将偌大的时空距离紧紧相连。前二句由“黄州逐客”起，起得陡健；三句转入玉堂观画，转得突兀；四句既照应二句“饱看山”，将前三句紧相钩连，又落脚于“青林间”，点出一篇主旨，为后文开出无穷天地。
“郭熙官画但荒远，短纸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雨脚明，归雁行边余叠巘”，郭熙《秋山》图虽为御院画，却不像当时画院派那样偏重形似，而是崇尚荒旷杳远的意境。第六句含三重意，说此画虽为短幅，但是笔致曲折，能于尺寸之间开拓出一派秋晚旷远景色。“短”“曲折”“开”一语一转，句法拗折夭矫。五、六两句是虚写，七、八两句则实写，以补足上面的意思。从苏轼原作可知此画是一幅平远秋山图。从“外”字“余”字可以看出这是远景，正合从近山望远山之意。近景处将霁未霁，所以雨点明晰可辨，而景深处渐远渐淡，叠嶂江村正在烟岚之外若沉若浮。山峦的另一端上方，又有一行秋雁高飞南向。雨烟与叠巘的隐显变化，雁行与层峦的远近映衬，构成了“有明有晦”的色调、“冲融而缥缥渺渺”的意境。虽然画面上并未致力于秋山形状的刻画，然而其荒远之致却从字里行间很好地表现了出来。遭际相同、气味相投的两位大诗人，在郭熙那种荒旷杳远的画意中又一次发生了共鸣。这四句转用上声阮韵，承上“郭熙画”正写画面，照应原作“离离短幅”二句。
“坐思黄柑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随阳。熙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窗光。”四句转平声阳韵，“画取”四句复转入声质韵，此二节韵意不双转。前四句承上秋雁之行而生南归之思，意脉遥遥呼应首节“青林”之想。“坐思黄柑”句化用唐代韦应物：“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秋霜降，桔柏黄，诗人却不能归去，于是感叹“恨身不如雁随阳”。“恨身不如雁随阳”句是化用杜甫“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表面上与上文意不相续，实则“雁随阳”句点明“黄柑”之思的含意，复将诗脉接回到画上来，以顿挫回旋之笔转入下文。既然归隐的愿望不能实现，那么慰藉情感聊胜于无，趁郭熙头虽白而目力尚能映窗作画时，请他“画取江南好风日”，以稍慰衰鬓游子的归心吧。这里“熙今”七句用的韵与“黄柑”二句相协调，意思则直接与下面“画取”几句相接，是三、四节的关键，不但补写了《秋山》图的主人形象，而且极自然地由三节过渡到四节。最后二句仍就求画而言。化用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句意收束全诗。杜甫诗言盛唐名画家王宰的佳作都成于舒闲不迫之间。诗人却变化其意，笔锋一转，说道：只是郭熙虽然肯作画，但他像王宰一样，要十日五日方能画得一幅，这对于渴望立刻见到家乡山水的诗人来说，略嫌迟缓。至此，全诗在迫切期待中结束。从次韵角度看，与苏轼原诗末尾求取龙门伊川图相应；而从此诗意脉看，又与开首苏轼的“青林”之思遥相呼应，画意、友情、归隐之思，一笔总收，余意荡漾于尺幅之外。
这首诗艺术上成功之处是能于跌宕恣纵之间表现出法度的深严，可从三方面体会。
章法：全诗的内涵很复杂，有苏轼与郭熙画做的关系，也有诗人自己与郭熙画作的关系及他与苏轼的关系。在这众多意思中，黄庭坚把握住情趣高洁旷远这一点，这正是郭画的精髓，也是苏、黄友谊的基础，这就在命意上抓住了根本，然后通过精心的结构，曲折有序地加以表现。作者首叙苏轼对画，末写自己求画，中间正写郭画以联结两端。在顺叙中处处用逆笔作顿宕勾勒，诗势似断复续，读来有龙腾虎跃之势。
韵法：这首诗用韵宽平，并且遵守七言诗四句一转韵、平仄互押的惯例。首四句用平声删韵，音调舒展清亮，正适于表现苏轼观画的旷逸情致。次四句用上声阮韵，音调上扬宛转，又很适宜表现郭画悠远的意境。这两节意随韵转，故节奏舒徐，有清远之趣。由观画而思乡，陡转平声阳韵，如大钟骤鸣，表现出画境在诗人心中引起的强烈振动。末段又转入声质韵，短促的节律又如同在诉说诗人渴望家乡山水的焦切心情。这两节韵脚音质变化大，又参用古诗韵意不双转之法，在古朴峭折的音律中隐隐透出一种抑郁之气。由舒徐清远而峭折不平，正反映了诗人观画时心情的变化。
句法：诗人的诗工于锤字炼句，前述“郭熙官画”二句的含意屈折、“但熙肯画”二句的善于点化，均是好例。更从全篇看，此诗前后两部分造句均陡快豪健，而中段的“江村”、“归雁”二句，明丽清秀，摇曳生姿，如同老树开花，别添一段妩媚。全诗因之而有变化神奇之妙。
《毛诗序》曰：“《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但古人对此多有争议。《国语·楚语》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暬（xiè）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国吴韦昭注：“昭谓《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曰抑。”是以此诗为卫武公自儆之诗，而非剌诗。宋朱熹《诗集传》也持此观点，云：“卫武公作此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自警。”而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驳《毛诗序》道：“刺王则刺王，自警则自警，未有两事可夹杂为文者。”近人亦多以为此系刺诗而非自儆之诗。其实《毛诗序》之说并无大误，只是措辞有些欠妥，如说成“卫武公藉自警以刺王”，就圆通无碍了。因为自儆与刺王两事看似无关，实则“乃诗人之狡猾手法，恰当赅括在奴隶制社会诗人首创主文谲谏技巧之中”（陈子展《诗经直解》）。
至于所刺的周王是否如《毛诗序》所说是周厉王，宋代以来学者对此考辨已详。宋戴埴《鼠璞》说：“武公之自警在于髦年，去厉王之世几九十载，谓诗为刺厉王，深所未晓。”清阎若璩《潜丘剳记》说：“卫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厉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载，安有刺厉王之诗？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见在，始得出词，其人已逝，即当杜口，是也；《序》云刺厉王，非也。”他们都指出《抑》不可能是刺厉王。清魏源《诗古微》进一步分析说：“《抑》，卫武公作于为平王卿士之时，距幽（王）没三十余载，距厉（王）没八十余载。‘尔’、‘女’、‘小子’，皆武公自儆之词，而刺王室在其中矣。‘修尔车马，弓矢戎兵’，冀复镐京之旧，而慨平王不能也。”魏氏认为此诗所刺的周王不是厉王也不是幽王，而是平王，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平王就是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幽王昏庸残暴，宠爱褒姒，最后被来犯的西戎军队杀死在骊山。幽王死后，宜臼被拥立为王。公元前770年（平王二年），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以武力护送平王到洛邑，东周从此开始。其时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平王施政不当，《王风·君子于役》、《王风·扬之水》就是刺平王使“君子行役无期度”，“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申国）”之作。而此诗作者卫武公则是周的元老，经历了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四朝。厉王流放，宣王中兴，幽王覆灭，他都是目击者，平王在位时，他已八九十岁，看到自己扶持的平王品行败坏，政治黑暗，不禁忧愤不已，写下了这首《抑》诗。
诗的前四章为第一部分。首章先从哲与愚的关系说起。《诗经》的艺术手法，通常说起来主要有赋比兴三种，此处用的是赋法，也就是直陈，但这种直陈却非较常见的叙事而是说理。“靡哲不愚”，看来是古人的格言，千虑一失，聪明人也会有失误，因此聪明人也要谨慎小心。普通人的愚蠢，是他们天生的缺陷；而聪明人的愚蠢，则显得违背常规，令人不解。在卫武公眼中，周平王不是一个傻瓜，但现在却偏生变得这么不明事理，眼看要将周王朝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卫武公是非常希望平王能够做到“抑抑威仪，维德之隅”的，可惜现实令人失望。于是接下去作者便开始从正反两方面来作规劝讽谏。
第二章卫武公很有针对性地指出求贤与立德的重要性。求贤则能安邦治国，“訏谟定命，远犹辰告”二句便是求贤的效用，立德则能内外悦服，“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二句，便是立德的结果。第三章转入痛切的批评，“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虽（惟）湛乐从（纵）”、“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一下子列举了平王的六条罪状，可谓怵目惊心，仿佛是交响乐中由曲调和缓的弦乐一下子进到了音响强烈的铜管乐，痛之深亦见爱之深。第四章“首三句有挽回皇天之意，亦明其为王言之”（陈子展《诗经直解》），再转回正面告诫，要求执政者（从自儆角度说是卫武公，从刺王角度说是周平王）早起晚睡勤于政事，整顿国防随时准备抵御外寇。“用戒戎作，用逷蛮方”两句，对幽王覆灭的隐痛记忆犹新，故将军事部署作为提请平王注意的重大问题。
第五章至第八章，是诗的第二部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作者特别在对待臣民的礼节态度，出言的谨慎不苟这两点上不惜翻来覆去诉说，这实际上也是第二章求贤、立德两大要务的进一步体现。后来孔子所谓的“仁恕”之心，以及传统格言的“敏于事而慎于言”的道理，已经在此得到了相当充分的阐发，从这一点上说，卫武公可称得上是一个伦理家、哲学家。在具体的修辞上，作者在纯粹的说理句中，不时注意插入形象性的语句，使文气不致过于板滞，可渭深有匠心。如第五章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是对比中的形象，第六章的“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是动作中的形象，第七章的“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与第八章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是比喻中的形象，而“彼童而角，实虹小子”以无角公羊自夸有角的巧喻刺平王之昏聩，尤为神来之笔，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之与《小雅·宾之初筵》“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句相提并论，说此诗“是无角者而言其有角”，《宾之初筵》是“有角者而欲其无角”，“二者相参，足见诗人寓言之妙”。
第九章至末章是诗的第三部分。在反覆申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之后，卫武公便恳切地告诫平王应该认真听取自己的箴规，否则就将有亡国之祸。“荏染柔木，言緍之丝”为诗中惟一用兴法的两句，兴又兼比，拿有韧性的木料才能制作好琴，而上等的制琴木料还应配上柔顺的丝弦作比方，说明“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的道理，可谓语重心长。而作为对比的“其维愚人”、“其维哲人”几句的弦外之音，无非是这样的意思：大王啊，您听我的话就是明主，您不听我的话就是昏君，您可要三思啊！其言潜气内转，柔中带刚。下面第十章“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用两个递进式复句叙述，已是后世扇面对的雏形，极其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功勋卓著的老臣恨铁不成钢的忧愤。而第十一章连用四组叠字词，更增强了这种忧愤的烈度。于是末章作者再一次用“於乎小子”的呼告语气作最后的警告，将全诗的箴刺推向高潮。“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就如《大雅·荡》的结尾“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样，是痛心疾首的悲叹。今天的读者面对这样的忧愤之词，仍觉惊心动魄，不知当时周平王读此诗会有什么反应。但不管效果如何，此诗“千古箴铭之祖”（吴闿生《诗义会通》）的地位当是无法动摇的。并且，除了从文学角度说《抑》自有其审美价值外，从语言学角度说，它又是一座成语的矿藏，“夙兴夜寐”、“白圭之玷”、“舌不可扪”、“投桃报李”、“耳提面命”、“谆谆告戒”等成语，都出自此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