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穆叔与范宣子论何者为“不朽”的一段名言。范宣子以世禄为不朽,穆叔却认为世禄不能称为不朽。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就是指立德、立功、立言。全文用了一半篇幅,论三者之所以为不朽。并将“修之于身”(立德)放在最高地位,“见之于言”(立言)排在第三,这自然不无重道轻文的意思。但这篇文章的主旨,又不在权衡文道之孰重孰轻,而另有其深意在。
文章重点在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细读这段文字,会发现文章在立论上有一个矛盾。前面说,圣贤是不同于草木、鸟兽、众人的,这种人“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他们之所以被人尊为圣贤,长存不朽,是由于他们曾经立德、立功、立言。这里指明立言为三不朽之一。而第三段又说:“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这是说,立言之士,与草木鸟兽之必然速朽没有区别。下文说得更明显:著作之士“卒与三者(指草木、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前后矛盾。
再三涵泳这段文字,就会悟出这里面有含而未申之意。这含而未申之意,正是该文的主旨之所在。第一,古人留下的著作,大多数仅在《汉书·艺文志》诸书中著录其书名、篇目,具体的作品则“百不一二存”。这说明,历史对立言之士的著作进行了无情的淘汰。那“百不一二存”的传世之作,是大浪淘沙剩下来的金子,是经受过时代的严格考验的,其余的早就湮没不存了。于此可见,文章难工,传世不易。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这是作者的慨叹,既以自勉,也以之勉徐无党。其次,前两段把“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三者并列为“不朽”,是阐述古代经传中论道之言,反映的是书本上的人生价值观念。第三段论立言之不可恃,将与鸟兽众人同归于泯灭,是欧阳修读史自悟之理。所谓言之不可恃。就是文章著述不重于人的委婉说法。这是从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实践中呈现的另一种价值观念。书本上的价值观念与实践中的价值观念如此不同,遂使古今无数文士为之荷笔彷徨。作者自己一生的体验,便是明证。因此,文章结尾用“亦以自警焉”,暗暗透出个中消息。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还表明了自古以来文章之士共同的悲哀,因以之警徐无党。
这样就见出该文的第一个特点:题旨深隐。欧阳修在其《论尹师鲁墓志》一文中提出:写作应该力求“文简而意深”,并说:“春秋之义,痛之益至,则其辞益深。……诗人之志,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他这篇《送徐无党南归序》,无愧于文简意深、爱深言切的典范之作。
全文立意,既重在表明文之难工与立言之不足恃,抒发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古文章之士共同的悲慨,写来便情真语切,感慨深沉,这是该文的另一个特点。自古文士,留下来的篇章已仅“百不一二”,其余都“散亡磨灭”,是事之一可悲。留传下来的文章,“文字丽矣,语言工矣”,又“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是事之二可悲。这些人士活着的时候,“汲汲营营”,辛苦忙碌、呕心沥血地进行写作,才达到文丽语工的境地;而当其“忽焉以死”,仍然免不了“同归于泯灭”,是事之三可悲。末了写到“今之学者”,穷其一生精力,孜孜于文字著作,结果是“皆可悲也”。这段文字,饱含深情,既哀人亦复自哀。那种苍茫万古之意,发而为声,则抑扬唱叹,慷慨苍凉。试诵读第三段,先用“百不一二存焉”,“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发出深沉的咏叹;次用“汲汲营营”一个反问句抒发感慨;再用“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一收一顿;最后用“皆可悲也”放声长吁:语调吞吐抑扬,声情契合,不仅足以“摧其(徐无党)盛气”,也足以引起后之文士读此文者无限悲怆。事之不平,积为愤懑。全篇无一愤语,却饱含愤意于笔端。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特点:结构非常紧凑,前呼后应,针线绵密,因此读来气势流贯,又回环往复,现出一种感情上的涡流。人手一句,先提出“草木”、“鸟兽”、“众人”三者都无法逃避同归灭亡的自然规律,然后从“众人”中引入“圣贤”,说他们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六字扣紧首句,文境稳步推开。接下去论圣贤之所以不朽在于修身、施事、见言,将三者平列。继以比较法层层筛选,步步推出中心。首则拿“施事”与“见言”比,论见之于言者不如施之于事;再拿“施事”、“见言”与“修身”比,引孔子的弟子宰我、子贡善于言语,冉有、季路长于政事,都比不上能修身立德而并不长于言语、政事的颜回,突出修身为首要之道,立言居三者之末,渐渐过渡到第三段论立言之不足恃,文意暗暗逗出,又层层推进。到第三段,先说“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束以“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荣华”紧承“丽”字,“好音”紧承“工”字,接榫紧密。又加上“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使草木、鸟兽、众人汇齐,与篇首第一句“草木鸟兽之为物,众人之为人”桴鼓相应。复承以“而卒三者同归于泯灭”、“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再提“泯灭”、“不朽”,首尾回环,遥相顾盼,使这篇短文在畅达中有一种遒练逆折的劲气。这些地方,都见出作者为文炼气的功力和缜密的文心。
这首散曲开头两句,点出滞留“客中”的缘由;三、四两句概述奔波仕途的艰苦;“青泥小剑关,红叶湓江岸,白草连云栈”这样三个对仗工整的短句,形成鼎足式的对语,具体描写“艰难”之状;最后两句以深沉的慨叹作结,尤觉悲愤之至,也流露了对功名富贵的鄙薄。
“望长安,前程渺渺鬓斑斑。”作者借长安喻指元朝廷所在地大都,他遥望大都,那个地方跟自己的前程一样渺茫,而他已然两鬓斑斑。一个“望”字,暗含作者期待被朝廷重用而未能得偿所愿。“南来北往随征雁,行路艰难。”按说他已到了致仕归家之年,但为了生活不得不继续奔波于艰难的路途中,和征雁一道“南来北往”。一个“随”字则暗示作者仕途不顺、身不由己的伤感。
“青泥小剑关”三句是鼎足对。所谓“鼎足对”,是指三个互为对偶的句子组成的对联。第一句可对第二句,第二句可对第三句,第三句也可直接与第一句相对。鼎足对起源于汉代民谣,大量出现在元代散曲里。如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所写的一首广为传诵的小令《天净沙·秋思》中的鼎足对,“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而张可久的《殿前欢·客中》运用鼎足对列举几个关山要地,把“南来北往”具象化,生动表现“风雪千山”的“行路艰难”。
“青泥”古为甘、陕人入蜀要道。据《元和郡县志》载:“悬崖万仞,上多云雨,行者屡逢泥淖,故号青泥岭。”李白在《蜀道难》中写道:“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可见此地地势之险峻。此小令的鼎足对里,除了“青泥”还有“剑关”“湓江”“连云栈”这些地名,无一不是险要之地。走过泥泞险峻的青泥小剑关,到过地势低湿的红叶湓江岸,穿越过白草翻卷的连云栈,这一路,作者踏遍了万水千山。
最后两句“功名半纸,风雪千山”则是道尽了当时无数知识分子怀才不遇、人生坎坷的悲剧。尽管他们知道所追逐的功名无足轻重,却又摆脱不了名利的羁绊。作者明知“前程渺渺”,虽然只是一小吏,又不得不奔走于风雪千山。这样的感慨,流露出一种面对酸楚人生的无奈和痛苦。
这首散曲中的鼎足对与结尾的合璧对,十分精工;再加上色调的有意组合配搭,使意境极为鲜明。
前人对唐代诗人、画家王维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评论。倪瓒的这首曲子描写江南水乡的景色,也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此曲先写深秋季节,江面上飘浮着淡淡的烟霭,江水更加澄彻,好像白练。接着写雪霁初睛,绿蘋红蓼,显现生机。最后道出了作者对当时现状的一丝不满,但不影响对自然美的表达和美好愿望的展现。
一个雪后晴天,一江秋水白练似的向远处平铺舒展,在残雪的映衬下显得分外明亮。水面上淡淡的烟霭似乎还带有一些寒意。天空中征雁数行,飞向南方,似乎勾起了作者的离愁别恨。展眼望去,水边的绿蘋、红蓼参差错落有致,把这幅“秋江雪霁图”点缀得更加素雅,更富有野趣。然而,港汉深处凄清哀怨的吴歌声却又使这明丽的画面染上了一层淡淡的怅惘色彩。一叶小舟荡桨而出,歌声、桨声惊起了滩头休息的白鸥,扑簌簌地飞向远处。
如果说它是一幅图画,那它就是一幅简洁凝炼的山水图。秋水如练,此乃画之空灵飞白处,再烘染于寒烟,则氤氲满纸。此又是画中常用的染晕之法。绘画中有水墨取韵,见笔得骨之说,倪瓒此处正是先求其韵,而后以飞雁“出俏”。而绿𬞟红蓼则于画面中微着色彩,得此一笔,则画面灵活而有生气在江天、雪天的映衬下,此“小景”便更是全图之俏丽处了。而“吴歌荡桨”“白鸥腾空”,则又使静态的图画中显出动感。作者在此未具体描绘吴娃之态,若将其作画观,则此船此桨当微露于绿𬞟之上,隐然于红蓼之中,此又是画家常用的“藏头露尾”之法。整个画面远景、中景、近景层次分明,虚实相生,頗见画家倪瓒的构图匠心。
然此曲毕竟又是“诗”,它又具有诗的魅力。诗中有画固然为佳境,但仅限于此,却还不足,妙处当还在画中有诗。画只能凭视觉去体会,而诗却可以将人之心境妙托字间。此曲以“寒烟”先暗点一笔,以“离愁”表明心绪,而哀歌之声,则非诗不能点出了。为此,此曲就不是一首单纯的写景之作。
但更耐寻味的却是作者心底的思绪。作者并未完全忘情世俗,超脱实心灵深处的幽怨微妙地叩击着他的心弦。“眼底离愁”是什么作者并来明说。倪瓒晚年预感国势将乱,疏散家财而遁迹江湖,其“离愁”也许就是因此而来,也许不限于此,还有更深一层的底蕴。总之,作者一方面把大自然写得那么美,一方面又透露出内心的不平静,完整地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
全诗十六句,按诗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每两句又为一个层次,逐层推进,较为详尽地描写了女主人公真珠一夜间的活动及其复杂微妙的心情。
“真珠小娘下青廓,洛苑香风飞绰绰。”这两句开门见山,写真珠身带袅袅飘动的香风来到洛苑,有如仙姬神女自天而降。着一“下”字,又着一“飞”字,真珠飘然而至之状宛如亲睹,用字极为传神。
“寒鬓斜钗玉燕光,高飞唱月敲悬珰。”用《述异记》所载神女遗汉武帝玉钗,传至昭帝时宫人共谋欲碎之,玉钗化为白燕升天事。这两句写真珠鬓间斜簪一支晶莹闪光的玉钗,登上高飞,击悬珰以为节,对月歌唱。
“兰风桂露洒幽翠,红弦袅云咽深思。”“红弦”代指筝声,盖唐时筝弦为红色。这两句写夜渐深沉,露冷风清,真珠犹自抚筝而弹,筝声掩抑低徊,有如哽咽之声,寄托着她幽怨的情思。
对真珠的筝声何以如此哀怨的问题,第七句作了解答:“花袍白马不归来。”原来是她心上的人儿迟迟未归,故将满怀愁绪寄托在怨声之中。“花袍白马”,寥寥四字,活画出一个纨绔子弟的形象。第八句“浓蛾迭柳香唇醉”,言其蛾眉紧锁,有如柳叶之迭而不舒;香唇紧闭,有如醉酒之缄默不语。这句刻画了真珠若有所思的忧郁神态。
“金鹅屏风蜀山梦,鸾裾凤带行烟重。”“蜀山梦”,用宋玉《神女赋》楚襄王梦巫山神女事。“鸾裾凤带”,极言真珠妆饰之华丽。这两句,上句意谓:“花袍白马”终于不归,真珠不得已倚屏风假寐,期望能如巫山神女一般,与自己的心上人在梦中相会。下句意谓:由于真珠身着鸾裾凤带,梦魂殢重难行,不能如巫山神女一般行云行雨,故终未如愿。不过这句乃是形象化的说法,其实是真珠由于忧心忡忡,终夜不能成眠,因而她所期待的梦境根本无从出现。
“八骢笼晃脸差移,日丝繁散曛罗洞。”“八骢”,王琦以为当作“八窗”,且举鲍照诗“四户八绮窗”为证(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其说近是。这两句大意为:真珠于朦胧之中,恍惚觉得有亮光在眼前晃动,转过脸一看,只见日光透过窗纱,丝丝缕缕射进屋中,原来天已大亮了。
以上为第一部分。这十二句以真珠为主人公,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场景则似在洛苑的一座高飞之上。这十二句留下了诸多悬念:如此一位多才多艺的美人,何以遭到她心上人的冷遇?她的那位“花袍白马”彻夜不归,又究竟去了何处呢?这些问题在第二部分的四句中作了解答。
“市南曲陌无秋凉,楚腰卫鬓四时芳。”“楚腰”用楚灵王好细腰美人事,“卫鬓”用卫子夫因发多而美深得汉武帝宠幸被立为皇后事,比处皆借指“曲陌”中妓女的妖容冶态。这两句意为:洛阳城南曲折的巷陌是妓女的聚居之地,那里一年到头热闹非常,浓妆艳抹的妓女多得如同四季盛开的鲜花。
“玉喉窱窱排空光,牵云曳雪留陆郎。”“陆郎”语出乐府《明下童曲》“陆郎乘班骓”,原指陈后主的狎客陆瑜,在此处可以理解为泛指那些时常光顾“曲陌”的纨绔子弟,或者理解为特指真珠的那位“花袍白马”亦无不可。这两句说:妓女们轻舒歌喉,歌声美妙,嘹亮入云,她们娇态毕露,拉扯着那班荡子的衣衫,殷勤地挽留他们。
以上四句,场景转换到了“市南曲陌”,主人公也换成了“楚腰卫鬓”。这四句暗示出那位“花袍白马”的行踪,而真珠失宠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首诗文字较为艰涩,寓意也较深曲,其主旨何在,颇费索解。当然,此诗有可能是一首纪实之作,诗人据所见或所闻,直书其事,以表达对真珠不幸遭遇之同情。如果联系李贺坎坷蹇塞的身世及其创作继承了《楚辞·离骚》“美人香草”的比兴传统等因素来考虑,则更有可能是一首寄托了个人身世之感的作品。诗人通过娼妓妖媚惑人、名姝反遭冷落这一鲜明的对比,揭露了兰蕙摧折、萧艾方滋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牢骚愤懑之情。姚文燮注《昌谷集》,以史证诗,虽多穿凿附会,但他指出此诗“托言以明所遇之不偶”,可谓先得我心,故其言对理解此诗的主旨颇有启示。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有两点较为显著:
第一,结构奇突,通过反跌的手法,有力的强化了主题。
这首诗的结构很不匀称,前一部分为十二句,后一部分只有四句。前十二句诗人用浓墨重笔,从才艺出众、气质雍容、姿色美艳、妆饰华贵、感情深沉专一等各个侧面,精心地刻画出一个动人的美女形象。但后四句陡然逆转,却又把这一形象的价值轻轻地一笔勾销了。而且前十二句越是把真珠描绘得可爱可贵,其结果却是她越被反跌得可叹可悲。这种奇突的结构形式,更加深刻地突出了真珠这一人物的悲剧命运,有力地强化了全诗的主题。
第二,大量使用华丽的词藻,构成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
李贺遣词,力求华贵艳丽。在此诗中,风是“香风”,弦是“红弦”,唇是“香唇”,喉是“玉喉”,洞是“罗洞”。诗中又点缀了许多富于美感的事物,号“兰风桂露”、“花袍白马”、“浓蛾迭柳”、“金鹅屏风”、“鸾裾凤带”、“楚腰卫鬓”等等。故而诗中镂金错玉,一片珠光宝气,构成了一种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与女主人公真珠的身份十分相称,为更好地烘托气氛、刻画人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