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主旨是抨击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与道德风尚的败坏,控诉了古代社会正直善良而有才华之士不是被埋没就是遭到毁谤谗害而常陷于进退两难处境的极大不幸,表达了作者“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决心保持高尚的道德与纯朴的节操而远离尘俗之网的思想。全赋情理并茂,语言清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开篇“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诗人以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且独秀于万物起句,表现出入生并无二致的思想,但是由于人们的志趣不同,处世追求也各异,他们“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生活都以“常傲然以称情”为准则,称情适性的生活才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诗人一生所坚持的法则。但是时代的发展又总是超乎人的想象,上古“抱朴守静”的真淳廉洁退让的节操渐逝,代之而来的是大伪斯兴、世俗趋进的风气。上古的淳朴之风就此不复。人们也因驱驰不同而区分为各不相同的群体。那些热衷功名之士,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博得君王欢心,由此奸邪谗佞之徒辈出,“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所呈现出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社会现实,使得社会人人自危,才智之士避政治而远之,纷纷“逃禄而归耕”。
诗人所言既是历史的真实,又是自己的现实。或许诗人看惯了现世的虚伪狡诈之风,更或是自己内心的向往,慨然独倡“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的生存准则,而且要做一个“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间。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的真实的人。而历史上那些“怀琼而握兰”的孤独前行者,抱穷守节、矢志不渝者,他们的不遇局面完全是由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的混浊世风,还有“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的昏聩圣上造成的,文章对这种不正常的风气给予最严厉的批评和谴责。
在这种混浊的环境中,诗人提出自己“莫为善之可娱”的处世原则,也表达了自己面对虚伪狡诈的社会而不屑“逐其流而扬其波”,甘愿做一个孤独向善的真隐者的意愿。这是第一层。从“哀哉!士之不遇”进入第二层,在这一层中,诗人历数了圣贤不遇于时的事实,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观点。张释之、冯唐虽然赖知己而终得升迁,颜回、伯夷好学行义而全其节,但却付出了“苦心而旷岁”“何死生之苦辛”的惨重代价,他们在人生不同追求的道路上荒弃了太多美好的时光,而没有给短促的生命找到快乐的注脚。这也就间接地肯定了诗人自己一贯坚持的人生短促、称性而活、及时行乐的生存价值观,表现出生命是第一位的,一切的功名利禄只是外在的点缀而已的强烈的主体觉醒意识。
最后结尾自然是基于上述认识的自我心志的陈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指出了自己宁肯固穷,也不会为了虚幻的名利而委屈自己的主张,同时也表达了“谢良价于朝市”的归隐志向。
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这是汉宣帝时歌颂所谓祥瑞的诗。“上陵”即登上汉朝诸帝的陵墓。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在即位前曾多次遨游诸陵间。此诗写到了神仙的出现及各种祥瑞之物的到来。
“上陵”即“上林”,为汉代天子的著名游猎之苑。司马相如《上林赋》,曾以“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铺陈过它周围三百里的苍莽壮阔;以“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夸饰过它离宫七十余所的峻高富丽。但《上陵》歌的主意,却不在夸陈上林苑的“巨丽”,而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的奇迹。开篇两句是赞美式的写景:“上陵何美美”,叹上林树木的蓊郁繁美;“下津风以寒”,叙苑中水津的凉风澹荡——正是“仙”客出现前的清奇之境。林木幽幽,风声飒然,衣袂飘飘的仙客突然现身,不能不令人惊异。“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前句问得惊讶,表现仙客之现莫知其来的飘忽无踪;后句答得微妙,他竟来自烟水迷离的水中,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仙客口中,却只发为淡淡一语,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其遥指水天、莞尔微笑的悠闲之态,愈加令人意外而惊喜。
仙客不仅来得神奇,其乘舟也格外芳洁富丽:“桂树为君从,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笮(zuó):系从的竹索。桂舟兰棹,芬芳雅洁,映衬仙人的清风广袖,正给人以“似不从人间来”的缥缈之感。它不禁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湘水之神,驾驭桂木龙舟,在洞庭湖上凌波飞驶的景象。但青丝为笮、黄金饰棹,似又与仙人的身份不甚相应,倒是显出了一种错金绣银的世俗富贵气。但汉人企慕的神仙生活,本就是世俗生活的延续和保存,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与后世描述的洞中枯坐、鄙弃富贵的仙人,颇有异趣。此歌歌咏的上林仙客,显露的正是汉人企羡的特点。不过,他毕竟是“仙”,故其随从也世不多见:“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赤鸿、白雁,世所稀闻。它们的出现,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降赐的祥瑞,预兆着天下的太平。当年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就欣喜异常,还特为作了首《朱雁》之歌。汉宣帝元康、神爵年间,这类五彩神鸟,曾成千上万降集于京师宫殿及上林苑。人们以为这都是神仙降赐的好兆,喜得宣帝屡次下诏“大赦天下”、赏赐臣下爵禄或牛酒。这四句运用长短错综的杂言,描述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景象,奇异动人,令人有身临其境、眼目撩乱之感。神奇的还不止于此:“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正当鸿雁翔集之际,山林间突又涌出一股股泉水,清亮闪光、汩汩不绝,而且甜美可口,则不是人间凡水所可比拟。随着上林之“仙”降临而出现的,正是如此应接不暇的奇迹。全诗歌咏至此,仿佛有天花乱坠于字行之间。
“芝为车,龙为马”以下,歌咏仙人的离去。诗中说:人们还沉浸在对种种仙瑞的欣喜若狂之中,仙人却冉冉升天、飘忽而去了。他来的时候,乘的是兰棹桂舟,浮现在烟水迷茫之间;离去时则又身登金芝、驾驭龙马,消失在青天白云之上。此刻海天青青,仙人已渺无影踪。他究竟去向了哪里?大概是到四海之外去览观遨游了吧?这四句全为三言短句,抒写仙人离去景象轻疾飘忽,留下了一种情系云天、绵绵无尽的意韵。歌中叙仙人以“金芝”为车,堪称奇思。不过这想象也有现实依据:据说公元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檐下承水之槽)中”,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金芝本产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附近的水饮之可“寿千年”(葛洪《抱朴子》),而今却生于檐下铜池,确是奇迹。人们由此发生仙人以芝为车降临宫殿的联想,也正在情理之中。至于“甘露”,乃“神露之精”,其味甘甜,饮之亦可长寿登仙。武帝当年为了获得它,曾“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七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三辅故事》)。而今亦降集京师,实为可喜可贺。此歌最后“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四句,说的就是这类奇事。字里行间,荡漾着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以延年益寿的希冀和喜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