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明确被指认为的悼亡诗,是李商隐悼念其亡妻王氏的诗。大中五年(851年)春夏间王氏病重至死,李商隐罢官归京时竟未见爱妻最后一面,房中唯有王氏生前弹奏的锦瑟。物在人亡,睹物增悲。哀悼之情中致以身世之慨,沉痛感人。
“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小。”蔷薇枝条细长柔软,有如绿色的衣带,圆圆的小花又有如衣带上的钱纹;素淡的花朵混动着晶莹的露珠,仿佛正在哭泣流泪一般,给人幽冷之感。除幕归来,但见往日非常逗人喜爱的蔷薇,如今也和自己一样无精打彩,流淌泪珠,凄凄楚楚,打迭不起精神来。爱妻亡故,诗人把自己哀愁的情感,无意中移到庭院的蔷薇,使本无情感的花朵也染上了哀伤的色彩,创造出一种凄怆悲凉的氛围。再说,蔷薇细长柔嫩的枝条,也使诗人联想起王氏织有钱纹的绿色衣带,使他仿佛又见到王氏的倩影丽姿。然而,妻已亡故,庭院的景物只能加深他的悲哀。首句“泣幽素”三字,已为全篇定下凄凉冷艳的基调。“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首两句帘外,这两句由帘外写到帘内,由花而人。日高帘卷,娇儿幼小无知,还不懂得失母之哀,只是无忧无虑地抱枕而眠。诗人《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有“失母凤雏痴”,也以“痴”状小儿失母的无知。此诗“痴”字后缀以“若云”——像云雾一样迷离恍惚,更见小儿的不懂事。这里,以小儿的不能为大人分忧加倍写出大人之忧,这种写法,与韦应物悼亡诗《出还》所云“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同一机杼。首二句以素花同愁渲染,次二句以娇郎无知反衬,一帘外一帘内,从不同角度写出妻亡之悲。
次四句写内室的枕、簟。人亡物在,睹物生悲。“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龙宫石,传说为龙女所有。诗人《西溪》:“凤女弹瑶瑟。”诗人极爱妻子,故以龙女或凤女加以比拟。“秋色”,形容女子明亮的眸子。李贺《唐儿歌》:“一双瞳人剪秋水。”此诗“割”字似受其影响,且更生新。枕石如明眸,比喻亦新奇。睹枕如见亡妻双眸,炯炯明亮,含情脉脉,仿佛正在和自己交流情感,仿佛正在用眼神说话。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诗人不能不倍感凄怆伤怀。“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簟席上已不见王氏的玉体,只有一床翠绿的罗衾在上而已。可以想见,孤灯长夜,诗人多少次在梦中与王氏相见,“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来夜》”(《正月崇让宅》),不仅与她留下的余香共语,而且仿佛听见她的歌声。然而一梦醒来,玉簟罗碧依旧,伊人已杳,孤独凄凉,何其难堪。这四句,一得一失,得非真得,失为真失,以非真得衬真失,更见惨痛。
“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想起前年春天,当时王氏一语未出,脸已带悲辛之容,现在看来,并非事出无原,原来她那时已经预感将不久于人世,自己却是那样粗心,竟然没能觉察出来。今日忆及前事,真是后悔莫及。徐幕归来,人已不见,但睹伊人平日喜爱的锦瑟而已。“长”,久;“锦瑟”之长,正见人生之短、王氏年寿之短,见瑟思人,愈感铭骨悲痛。此四句一昔一今,一人一物,写昔事更见今情的悲怆,物长在而人已亡更见感伤。
“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涧底松”,语出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以涧底松喻有才能而地位低下、困穷的士人。李商隐浮沉仕途,一生坷坎,故亦有此叹。黄蘖味苦,古乐府常以双关手法,以黄蘖隐指苦,如:“黄蘖向春生,苦心随日长。”此诗“山头蘖”,有苦辛日长之意。这两句看似诗人自叹身世,实则仍与悼亡有关。诗人与王氏结婚十四年,伉俪情笃。王氏是李商隐生活中的伴侣,更是他生活中最大的知己。李商隐在政治上屡遭挫折和打击,而王氏能相濡以沫,与之分忧,给诗人莫大的慰藉。商隐应试落第,王氏便捎信安慰他,故诗人有诗云:“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无题》)。如今王氏已不在人世,在险恶的人生道路中,又有谁能给他以温暖,又有谁能和他同济风雨!念及此,诗人就不能不感到来日苦多了。今日苦辛,明日更加苦辛,这一切都由王氏亡故所引起,写的虽然是己身的不幸,用意却在悼亡。最后两句,“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为设想之辞。汉乐府《上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天地翻”,极写其愁,此一;二,即使天翻地覆,亦不与君绝,反用《上邪》之意,真可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现在是一死一生,将来在天国,或在来世,该会有相见的一天吧!不过,沧海桑田,宇宙茫茫,即使相逢,也不一定相识。归来“人不见”,将来“不相识”,将悲愁又翻进一层。钱良择评这两句说:“设必无之想,作必无之虑,哀悼之情,于此为极。”这四句一今日一明日,一现实一未来,明日、未来所设想的愁苦,无疑加深了今日现实的愁苦。明日未来为虚拟,今日现实为实写。人们在悲愁已极时常将希望寄于未来,寄于来世,在诗人看来,未来与来世无希望可言,真是愁绝。
人亡物在,借物寄慨,在悼亡诗中很常见。潘岳《悼亡诗》云:“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沈约《悼亡》云:“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李商隐此诗也不例外,触物生情,最为感伤。但此诗和潘、沈二诗也有不同处。潘、沈二诗用笔直朴,颇有古风。此诗“玉簟”、“罗碧”等语,冷中有艳,意象鲜明。此诗的枕、簟与潘诗的“帏屏”、“翰墨”,沈诗的“帘屏”、“帷席”等都与各自的亡妻有关,但商隐不仅写了物,而且由枕联想到王氏的眼神(秋波),由簟写及王氏的体态(柔肤),亡妻的形象具体,历历在目,较潘、沈二诗似有情韵。结构上,“已不见”是其主旨,“泣幽素”定其基调。先空间后时间,空间则先室外后室内;时间则先眼前后往昔,接着又是眼前,最后写未来。全诗十六句,四句一转韵,为一节;每节悼亡的角度不尽相同,但相互关联、补充。如前所述,一节之中又有两层安排得极为巧妙的意思,或正或反,或得或失,或今或昔,或虚或实,以反写正,以得写失,以昔写今,以虚写实,环环相扣,脉络清晰可按。
这首诗以诗的形式,正确评价了谢脁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对这位文坛奇才过早地死于非命,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感伤。诗人沈约雅爱谢脁的五言诗,他经常赞叹:“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脁传》)此诗前四句就是这一高度评价的具体化。诗人沈约认为,谢脁才华杰出,荦荦独占文坛鳌头,具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因为,其诗之“调”与“思”都与众不同。诗思高华,追风逐云,灵秀而飘逸,固非常人可以攀比;而诗的铿锵音调,优雅动听,都堪与音乐之声媲美,犹令人赏心惬意。这里的“调”,已不仅仅是指诗的自然音节,也兼指沈约、谢脁等人率先追求的诗的人工音律,即声律。诗人沈约醉心于追求诗的声律之美,他著《四声谱》,创“四声八病”之说。谢脁、王融等人积极响应,身体力行,把沈约的声律说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开创了风靡一时的“永明体”。沈约和谢脁都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而“永明体”实际上成了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桥梁。由此可见,在对诗的“调”的认识与追求上,他们是灵犀相通、默契一致的。所以,沈约这里称赞谢脁诗“调与金石谐”,确是知音之评。
后四句对谢脁的不幸遭遇,寄寓了深切的同情。沈约这里先盛赞谢脁品质高洁,接着一曰“忽随人事往”,“人事往”指非自然死亡,而“忽随”二字更透露出非同寻常的意味,暗示谢脁是死于非命;二曰尺璧之质而与丘壤同污,埋没于地下,实在可叹可惜。这样,诗人便在这里着意造成了品质之优秀和生命之短暂的反差,由此发抒出对谢脁不幸遭际的无比惋惜之情,感情激烈、发露,溢于言表。
爱其美才而悲其横死,是此诗的主旋律。全诗评骘公允,不谀不贬,因而成为品评谢脁的千古不易之辞;真情率意,不假雕饰,因而又是千古悼亡怀友的传诵之作。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
该曲描写洞庭秋景,动静结合,相映成趣,给读者留下了洞庭之秋的烟种风情。
首句“绿杨堤畔蓼花洲”,写到绿杨,蓼花,带有普遍性、典型性,但一写堤岸,一写州,傍水而更得生机,绿杨与红蓼相映,美景与野趣顿现眼前。
次句“可爱溪山秀”,着意点明景色之美,且将目光从近处的堤岸纵送至远处,水光山色成为绿杨,蓼花的美丽背景。
“烟水茫茫晚凉后”,这时苍茫的入目景色使人微觉惆怅,捕鱼小舟冲破了湖水的平静。在这渐归沉寂而又涟漪微动之时,随着情绪的波动,抬起的目光从低处的水移向高处的天,只见夕阳的余晖之下,乱云未收,残霞似锦,装点洞庭秋色,一片茫然,无际无涯,与湖波相映,更加美丽,壮观。最后两句写“妆就”“一片洞庭秋”的同时,也托出了作者心中的欣喜,虽未言情而情从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