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七夕佳期的作品。作者一反以往七夕诗词的伤感情调，把天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美丽传说和人间李隆基杨玉环马嵬死别的动人故事，演绎、融汇为一个纯情浪漫、晶莹剔透的意境，抒发了对纯真爱情的美好祝愿和热烈向往。全词语言通俗易懂，形象鲜明生动，情调闲雅欢娱，给人以充分的艺术享受。
上片着重写天上，开篇以细致轻便的笔调描绘出七夕清爽宜人的氛围，诱人进入浪漫的遐想界。首韵“炎光谢”，说明炎夏暑热已退，一开头即点出秋令。“炎光”谓骄阳，代指夏暑。先说初秋，再从入暮写起，导入七夕：阵黄昏过雨，轻洒芳尘，预示晚上将是气候宜人和夜空清朗了。“乍露冷风清庭户爽”，由气候带出场景。“庭户”是七夕乞巧的活动场所。古时人们于七夕佳期，往往庭前观望天上牛郎织女的相会。接下来一句“天如水、玉钩遥挂”意思是说：秋高气爽，碧天如水，一弯上弦新月，出现远远的天空，为牛郎织女的赴约创造了最适宜的条件。“应是星娥嗟久阻，叙旧约、飚轮欲驾”，想象织女嗟叹久与丈夫分离，将赴佳期时心情急切，于是乘驾快速的风轮飞渡银河。织女本为星名，故称“星娥”。“极目处、微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表现了人们盼望天上牛郎织女幸福地相会。他们凝视高远的夜空，缕缕彩云飘过银河，而银河耿耿发亮，牛郎织女终于欢聚，了却一年的相思之债。上片动静结合，虚实相间，从景物描写到幻想神游的推移中，寄寓了人们对爱情幸福的美好遐想。的场面，也无热闹浓烈的气氛，各家于庭户乞巧望月，显得闲静幽雅。这种闲雅的情趣之中自有很不寻常的深意。词人强调“须知此景，古今无价”，提醒人们珍惜佳期，从中足见柳永对七夕的特殊重视，反映了宋人的民俗观念。以下数句着重写民间七夕的活动，首先是乞巧。据古代岁时杂书和宋人笔记，所谓乞巧，是以特制的扁形七孔针和彩线，望月穿针，向织女乞取巧艺。这是妇女们的事。“楼上女”是说此女本居于楼上，穿针乞巧时才来到庭中的。所以接着说：“抬粉面”，加以“云鬟相亚”，写姑娘们虔诚地手执金针，仰望夜空，乌云般美丽的发鬟都向后低垂。“亚”通压，谓低垂之状。此句写得形神兼备，廖廖数语，姑娘们追求巧艺的热切与虔诚便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了。接下来的一句：“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写七夕的另一项重要活动，这既是词人浪漫的想象，也是历史的真实。自唐明皇与杨妃初次相见，“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长恨歌传》），他们“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也就传为情史佳话。唐宋时男女选择七夕定情，交换信物，夜半私语，可能也是民俗之一。作者将七夕民俗的望月穿针与定情私语绾合一起，毫无痕迹，充分表现了节序的特定内容。词的上片主要写天上的情景，下片则主要写人间的情景；结尾的“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既总结全词，又点明主题。它表达了词人对普天下有情人的美好祝愿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展示了作者热诚而广阔的胸怀。
这首词，写天上是为了衬托人间，用典故是为了映衬现实，落脚点是人间的欢乐和世俗的幸福。作者把“天街夜色凉如水”的意象世界与“钿合金钗私语处”的心灵世界和谐地统一起来，描绘了一幅欢乐、祥和、幸福而又温馨的七夕夜色图，发出了珍惜良宵、莫负美景的呼唤。这呼唤，久远地回响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田。
《田园乐》是一组由七首六言绝句组成的组诗，题目一作《辋川六言》，是诗人退居辋川别业时所作。在王维笔下，这首诗简直像一幅萧疏清淡的水墨画。
它描绘的是远景。“山下”，不是指近处山下，而是指远处山下，因为山下有“远村”作伴。可见，“远村”暗示出远山。且此山与“天边”作邻，就更可见其远了。从渲染的氛围来看，毫无城市喧嚣繁华的景象，只有稀稀落落的村庄。诗人虽没有正面表现人物的活动，但从“孤烟”一词的点化中，却衬托出人。由此可见人烟非常稀少。尤其是“独树”与“孤烟”相对，“高原”与“远村”相连，就更感苍凉孤寂了。在这里，诗人所绘的乃是北方的远山，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在画面上，色彩淡薄。至多，可以领悟到那远处的孤烟尚带一缕淡灰，那天边高原似有一层淡黄。在此清静的天地中，有颜回、陶潜那样的雅兴，多么恬适安闲、自由自在。倘若没有淡到极至的修养，则不能臻此妙境。如果说前两句是重在描绘冲淡的景物的话，那么后两句是重在抒发冲淡的情感。而冲淡的景情，又是彼此交融、相互渗透的。
冲淡含有闲、静、淡、远等特点。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就是如此。“山下孤烟远村”就出现了远字，全诗闲、静、淡、远，为冲淡之绝唱。其他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分别展现了闲、落、静、空、寂、无、落等冲淡的景象。这些，都显示出王维诗的冲淡的意境。
“山下孤烟远村”，洗去人间的纷争，没有外界的干扰，只有大自然的宁静。诗人尽情地消受着、欣赏着、陶醉着，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之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诗人笔下的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无不跳动着诗人的脉搏，回旋着诗人的声音，震荡着诗人的灵魂。因此，大自然被人格化了。王维笔下的大自然，反映了王维冲淡的心情。诗人将自己消融在大自然中。这种消融，意味着冲淡。诗人不是超然物外，而是融于物中。诗人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忘我、无我、有我的空灵境界。这种赋予大自然以诗人的人格的现象，这种变粗朴的自然为人化的自然的做法，就是王维热爱人生的表现。可见，王维的冲淡，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没有人间烟火味。只是这种人间烟火味，而是时断时续，若有若无，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在色彩上，它不用浓墨，不务华艳，而追求萧疏清淡。在运笔上，既非精雕细刻，又非粗线勾勒，而是点点染染，意到笔随。在情趣上，不作惊人语，不崇尚夸饰，不豪情满怀，也不执着于现实，不留意生活的纷争，不关心人事的纠葛，不激动，不悲痛，而是洁身自好，孤身静处，独善其身，寄情山水，吟咏风月，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和平与淡泊。“山下孤烟远村”这首诗，就是诗人冲淡心情的写照。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