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描写了巴峡周围的景色和风土人情。词句清丽，景象雄伟。开头点明时间和地点，说在暮春的黎明作者行经巴峡，心中却思念着遥远的京城。接着写诗人沿途所见所闻，清江边有浣衣的少女，朝阳里传来一片鸡鸣。江面上舟船聚拢，水上人家的集市已经开始了；遥望江岸远山，山桥竟横跨在树梢之上。有人认为“万井”是指千泉万涓，而不是指千家万户。因为以巴峡的地势，不可能像平原一样聚居很多人家。也有道理，可备一说。然而这些美丽的景象并不能让诗人欢快起来，因为身在异乡，难免有思乡之愁。尤其是听到人们说着异乡方言，莺啼还是故乡声音的时候。诗人最后说，幸得山水有许多的意趣，才能稍稍缓解他的离别之情。
从格律上说此诗是一首五言排律，中间几联在形式上都是对仗，在内容上都是写景，很有特色。作者既好山水，自然善于捕捉异地的自然景物、风俗民情等特殊的美感。“晴江一女浣”、“水国舟中市”等句子，写出了作者即目所得的优美风光。水国舟市，道尽水乡的独特风貌；桥过树梢，极写山乡的奇幻景观。“登高万井出，眺迥二流明”，使人视野开阔，诗歌意境也随之宏远。不同的方言俚俗，相同的莺啼鸟叫，写尽在外流浪漂泊异乡人的思念之情。此地虽有山水情趣，也只能稍事排解离别之情、思念之苦。虽然有淡淡的离乡之愁，但总的说来，全诗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并不消沉。
这首词写出浴后的美人，将女子出浴后的美貌和娇绾刻画得尽绾极妍，十分生动传神。
开篇首句“碧沼莲开芬馥”是写景，写池塘里莲花开放、飘散芳香，以环境烘托女子之美；也可视为是用象征的手法，写浴中的美人。
“双髻”二句从发型、容貌和眉毛几方面写女子出浴后的美貌；“雅绾”二句写她出浴后姿绾的优雅和肌肤的雪白，其中“雪映钿装金斛”将浴女头上首饰与雪白肌肤映照，画面细致活脱，光彩照人。
末二句“水溅青丝珠断续”先写美人长发在碧水中濯洗，生动传神，颇富生活真是的清韵；“酥融香透肉”则透过视觉、嗅觉、味觉的通感，表现美人诱人的神情，其描画女性人体美的直觉，穷其精妙，可与西方人体油画名作库尔贝的《波中之女》并读。
该词写女子碧莲池中沐浴的情景，美而不俗，艳而能雅。在封建礼教的时代，这是篇大胆的逆经叛道的作品。另有观点认为：作者对双鬟，金斛，青丝不惜重笔精美刻画，生生描绘出一个香艳诱人，尽绾极妍的美娇娃。然而最后一句“酥融香透肉”赤裸裸解释了作者之意，不过是把女性当做一种一饱眼福的风景，勾起性欲的玩物来描写。这种“男子作闺音”实际上是男权社会中对女性赏玩控制的文学宣示。
李白曾带着妓女，到东山凭吊其所崇拜的东晋名相谢安，并写下乐府《东山吟》一诗。后人曾谴责李白“狎妓”、“心态不正”，携妓女到他人坟前“比美”。中国文人、士大夫一向有狎妓嫖妓的传统，李白也不例外。《东山吟》只是表达了李白对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感慨。
此诗是诗人悼念谢安之作，并以谢安自况。这从“悲谢安”和“同所欢”可以看出来。
公元七百四十二年，一生好作名山游的李白来到东山凭吊谢安遗迹，写下这首《东山吟》。谢安是东晋名将，李白非常敬重，写过“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这样的名句，自比谢安来言志。谢安筑庐于东山，四十岁出仕，仍常用的成语“东山再起“指的就是谢安。谢安不仅有卓越的指挥才能，而且风流儒雅，多才多艺，世称“大才叠叠谢安，后人叹“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耳”。 “白鸡梦”指谢安曾做过的一梦。这里用来代谢安。谢有顺在《从世俗中来，到灵魂中去》中写道：“文学鼓励我们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鼓励我们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边界——每一次阅读，我们仿佛都是在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甚至，阅读还可以使我们经历别人的人生，分享别人的伤感。”
“东山吟”本是李白的个人感叹，但自从这首诗流传以来，李白的慨叹就一直被无数的人所分享。是啊，那如花似玉的“他妓”已化作“古坟荒草”，但“今朝如花月”的“我妓”呢，还不照样成为一堆“古坟荒草”供后人缅怀？我们从李白的“东山吟”上走过，我们的“东山吟”在那里，后又将被谁吟哦？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贩夫走卒、乞丐傻瓜，结局并无二样。由此想来，一种旷世的悲凉就会油然而生。 而这种悲凉，就是诗歌的魅力。
这首词写女子的秋雨闺怨。
上片起首四句，描绘了秋雨连绵不断的典型环境，三句重叠，笔势劲急，透出怨情，这是室外之景；室内之景“暗灯凉簟”，这冷清与外界融合，更增人怨。“妖姬”二字，点出主人公之美和她无限悲怨的心理。
过片则用西风渐急，摇窗喧竹，断断续续的凄厉声，加强了悲凉的音调。
下片“腻脸悬双玉”顺理成章，直写粉脸垂泪的形象。最后，以随雁回来的旧约为念，而怨“雁归人不归”，且已“几回”了，写出怨由，收束全章，结尾语气舒缓而情更急切。
明代汤显祖评：“三句皆重叠字，大奇大奇。宋李易安《声声慢》，用十叠字起，而以点点滴滴四字结之，盖用此法，而青于蓝。”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圈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对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域染力。
这篇文章展示了作者乐观上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