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作掩护，在风光宜人的钓鱼湾，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这首清新的小诗，将春天、春水、春花、春树与青春融为一体，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春意图。
一二句写暮春季节钓鱼湾的动人景色。点缀在绿荫中的几树红杏，花满枝头，不胜繁丽。这时，暮色渐浓，那小伙子驾着一叶扁舟，来到了钓鱼湾。他把船缆轻轻地系在杨树桩上以后，就开始“垂钓”了。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管他怎样摆弄钓杆，故作镇静，还是掩饰不了内心的忐忑不安。杏花的纷纷繁繁，正好衬托了他此刻急切的神情。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进一步写小伙子的内心活动。这一联富有民歌风味的诗句，包孕着耐人寻思的双关情意：表面上是说他在垂钓时，俯首碧潭，水清见底，因而怀疑水浅会没有鱼来上钩；蓦然见到荷叶摇晃，才得知水中的鱼受惊游散了。实际上是暗喻小伙子这次约会成败难卜，“疑水浅”无鱼，是担心路程多阻，姑娘兴许来不成了。一见“荷动”，又误以为姑娘轻划小船践约来了，眼前不觉一亮；谁知细看之下，却原来是水底鱼散，心头又不免一沉，失望怅惘之情不觉在潜滋暗长。这里，刻划小伙子在爱情的期待中那种既充满憧憬欢乐、又略带担心疑惧的十分微妙的心理变化，真可谓丝丝入扣，惟妙惟肖。
前四句明明写垂钓情景，而却偏说是写爱情，这并不是附会。因为诗的最后两句点明：“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诗人不把这两句点明爱情的诗，开门见山地放到篇首，这就是诗的结构艺术之妙，如果把最后两句放到篇首，诗来气脉尽露，一览无余；再没有委婉的情致。而且这样一来，那一联双关句，势必成为结尾，使语意骤然中断，漫无着落，不能收住全诗。这样结尾，从全诗意脉结构来看，却极尽山回路转、云谲雾诡、变化腾挪之妙。它使前面钓“垂钓”，一下子变成含情的活动，也使“疑”、“知”等心理描写，和爱情联系起来，从而具备了双关的特色。
诗就在袅袅的余情、浓郁的春光中结束了。在夕阳的反照下，绿柳依依，扁舟轻荡，那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钓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最具美感的镜头，将深深印在读者的脑海中。
这一组曲子名曰“题情”，共六首。前三首写女子的相思，后三首写男女的相会。它们是互有关联而又能独立成篇的作品。
第一首写初恋少女被情人撩起情感的风波后又遭冷淡时的复杂心情。前两句说女主人公将银白色的信笺细细折来，然后轻拈有着美丽斑纹的毛笔，打算一字字一行行地抒写自己的心事。而她的心事，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离恨”。第三句是女主人公的自叹之词，她初尝相思滋味，无计消除，而自悯自怜。最后两句说明女主人公这般相思这般恨，原来是因为她得到心上人的首肯。早已亲口许肯，却依然被“迤逗”，因而女主人公爱怨交加，恼恨绵绵。
第二首和第三首可以看作是第一首中“迤逗”的具体内容：懒理鬓云、慵施脂粉；慵拈粉线，懒酌琼浆；还常常要在长吁短叹声中落泪。这样就生动地勾勒出一个陷于相思的情网中人的形象。
第四首，表现女主人公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美好爱情的强烈愿望，语言质直有力，颇有古代民歌小调色彩。“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说明任何好事都像瓜儿要先苦后甜一样，历经磨难方能成功。这后一句是元人习用俗语，常被曲家引入作品中。“奶娘催逼紧拘钳，甚是严，越间阻越情忺。”古代少女居于深闺，从小就被家长严加看管，但是人的自然天性、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却关锁不住。最后女主人公的态度表达得极为分明，口吻犀利，活现出一个大胆、热烈，敢于藐视礼教、冲破封建罗网的女子形象。
第五首写女主人公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蔑视。封建社会迫使青年男子追求功名，应试中举，不知拆散和破坏了多少热恋的和新婚的青年男女。女主人公的大胆举动，看似轻浪，实际是对科举制度破坏爱情幸福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青年男女的共同愿望。
前五首都是女子的口吻，而第六首则是男子的声音，从男子角度表现这一对男女相爱的热烈程度。最后两首极具生活情趣，连起来看像是两组电影镜头，有声口，有场面，有俏皮的捣乱，有情急的嗔怪，十分生动。
表面看来，这首诗一句写窗外，一句写窗内，一句写所见，一句写所想，简单直白，似乎无甚可赏。其实颇有可品味寻觅处。
早春二月，已是暖意融融，仲春季节，百花正待开放，却唯见成阵的杨花如春云般荡漾。开篇吟咏，就给人带来一种中心无主，寂寞无依之感，而飘荡的杨花又偏偏涌起阵阵热浪直袭闺中帐前，惊扰、触动了诗中主人公的心绪，这样就非常自然地从窗外化入窗内，把女主人公的活动场景展现出来。“龟甲屏风”，指用杂色玉石拼镶成龟壳纹路的屏风，这里以点概面，在描绘室内华丽装饰时，暗示了这位女主人公的身份，却又不一语道尽，给人留下了想象的余地。再以“醉眼缬”喻全人。醉眼，描绘闺中少妇醉眼迷离，娇态可掬。诗人在这里用“醉眼缬”三字刻画这位衣着华丽的闺中少妇春情缱绻，无计自适，故而浮白以遣穷绪，盛妆以求慰藉，与“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意思相似，只是在表现上更为委婉而隐含。华美的衣着反衬出内心的空虚、惆怅，女为悦己者容，然悦己者不在眼前。迷离的醉态可见得感情的寂寞、孤独，闺中独处无伴，无人可与对饮。这位少妇既无意于社燕归来春已浓，也无意于闲将诗草临窗读，个中缘由自然引发读者的关切和猜想。而其中的消息，是从三、四两句中隐隐透出的。
“东家蝴蝶西家飞，白骑少年今日归。”彩蝶纷飞，出现在诗人们的笔下总是会引起人们对一份人间美好情意的憧憬和追求，双飞的蝴蝶又往往象征了情人间的依依相恋、两心相许，是人间感情的净化和升华。但这一切，对寂寞闺中人来说，引起的却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心态活动。她已无法如彩蝶般双飞，自由而又无所羁，不禁怨恨双飞的蝴蝶偏在她独处空闺时翩翩起舞，进而想到是谁使她独守空闺由羡虫蝶双飞而怨彩蝶双飞。恨、爱、哀、怨一齐引向那个使她空虚惆怅、寂寞孤独的白骑少年。“白骑少年今日归”是爱情的期盼。殷殷的希望、浓浓的情愫、冷冷的失意，一起袭向这位闺中独处的少妇，而以杨花成阵直扑帐前领起，惊扰了闺中人，触动了芳心，撩乱起一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思绪，尽在这不用典、不深奥、看似简单直白的二十八字中。
李长吉“天才奇旷，又深于南北朝乐府古调，得其怨郁博艳之趣，故能镂剔异藻，成此变声”（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他的诗常常营造出一种使人恍如进入珠宫贝阙之中，置身七宝楼台之内，让人目不暇接的境界；又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故又被后人称为“鬼才”，“鬼仙之词”。但这首《蝴蝶飞》却一反他的奇幻瑰诡而写得温婉清丽。诗人写杨花飞舞、龟屏富丽，并把神情倦怠，心中寂寞，懒出闺门一步的少妇均隐在这一动一静中，笔墨不多，凝静而传神；写蝴蝶飞舞，少年当归，又融情于景，浓而不艳，从中可看出诗人李贺诗风和情感的另一面。
元稹此诗描写樱桃花，就全诗来看，意境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明艳、清晰的视觉感官体会，描写静景，却能给人以动态的体验感。另外全诗不过寥寥几句，但简明凝练，描景抒情，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第一句“樱桃花”开门见山的推出所要描写的景物。第二句马上承接上一句并运用一系列的量词由一到二到千万，恰似人的视线般由远及近，由一处及整体。这样的描写手法立马使静默沉寂的樱桃花有了一种爆发般活泼、热闹的气氛，恰拟于宋子京“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却又比宋句写的更含蓄，若绵酒般可令人回味无穷。第三句笔锋一转却是睹物思人，“花砖曾立摘花人”便是物是人非，然而无论作者或读者却都能将摘花人的形象还原回樱桃花枝下的花砖上面。于是便有了最后一句：一袭罗裙，红艳似火，花衬人娇，人比花灿。素手若玉，皓腕凝霜，折花微扬，婷婷玉立，回眸嫣然一笑，热情似火，瞬间黯淡了周围。
然而片刻的恍惚过后呢？却是油然而至的失落。譬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那喧闹开着的花儿，那一池的活泼美丽，终却只化作了一句叹息：“那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又譬若六一居士的《元夕》“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一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如火般的樱桃花渲染出来的热闹却愈发衬出一份斯人不再的惆怅与落寞来。写乐景，喻哀情，恰似我们读完这首诗后没由来的失落一样，我们不知何时，似也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之中。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