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登高望远”之作,要么站在楼上,要么站在山上。或是因为站在高处,凭栏临风,衣襟摆动,发际飘摇,眼目所到之处,皆是宽阔宏大视野,此情此景此境最容易激发人的豪情气概。这豪情气概充塞胸间,若不抒发出来,定觉难受。会做诗的便将之化成诗句,会唱歌便将之化作歌声,既不会做诗也不会唱歌的,也定要对着远处哦哦啊啊吼叫几声,才觉痛快。
白居易站在庾楼之上,策动他内心的不是汹涌的豪情,而是悠远的乡情。
独凭朱栏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新。
首二句写明了时间、地点和景色,定下了全诗的意境。
竹雾晓笼衔岭月,苹风暖送过江春。
此二句继续写景,苹风就是单纯的指风,古人认为“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所以称风为苹风。其中后一句写得很妙,指明了季节是初春,那边的苹风一吹,便将温暖的春天送到江这边来了。
子城阴处尤残雪,衙鼓声前未有尘。
想是庾楼坐落在一座城市边(可能是江城,未作考证),从这里大概可以看到全城景貌,包括白居易平常上班的衙门。前一句再一次揭明了季节为冬末春初,城市阴处的雪还未化尽;后一句亦再一次揭示时间是清晨,人们一天的工作还未开始,衙门口大鼓前还没有尘土飞起——说明没人在那儿活动。
三百年来庾楼上,曾经多少望乡人。
末二句是点睛之笔,前面写景、写景,到结束了来这么一句感叹,戛然而止,却意蕴悠远。这望乡人中,白居易何尝不是其中一个。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李好古过维扬时写的这首《江城子》,此外,词人把自己不能“馘名王,扫沙场”(馘,杀敌后割取左耳以计功)的原因,归结为“欲上治安双阙远”(治安,贾谊曾作《治安策》评议的时政。双阙,指代朝廷),等于说兴亡的关键、维扬屡遭破坏的根子,都因为统治者不纳忠言。这种尖锐态度和批判精神,在同代词人中也是少见的。
这首词在写法上注意了两个结合。一个是写景与抒情结合。词中写景的地方只有四句:“平沙浅草接天长,路茫茫”、“昨夜波声,洗岸骨如霜。”即仅仅是沙、草、天、路。这些单调的景物,为读者展现了维扬劫后的荒凉。再说,作者又逐次为它们加上“平”“浅”“长”“茫茫”等修饰语,从而共同组成一幅辽远、凄迷的图画,正好象征着作者惆怅的心情。“昨夜波声”一句表面写波涛,背后却有一个在扬州的某一间屋子里听着波声久久不能入睡,想起无限往事的人儿。把这一句同“洗岸骨如霜”放在一起,夏承焘说:“ 两句写夜间听到波声拍岸,使人激奋而气节凛然。”(《唐宋词选注》)则景中之情就更为显著了。
还有一个伤今与怀旧的结合。这首词目睹扬州破败景象,痛悼国家不幸,这是“今”;可是词篇中又有“几兴亡”一句,接下去还有“兴古英雄成底事”,这是“旧”。有了历史旧事的陪衬,眼前的感慨变得越发深沉幽远;相反,由于当前维扬的变故,兴年的兴亡也变得越发真切。同时这一句也奠定了下片的基调,暗示自己也像历史上的无数英雄一样,壮志难酬,只能“徒感慨,漫悲凉”。下半阕开头五句写自己少年时的志向。词人年轻时就有降服中行说(汉文帝时宦者,后投匈奴,成为汉朝的大患)和“馘名王,扫沙场”的雄心壮志,甚至象祖逖的样子,在中流击楫,立下报国誓言。这样,有兴古、少年时、目前三个时间层次的结合,词篇抒情的背景就非常开阔,作者因国事而生的忧虑也就特别深广。(李济阻)
这首词直接写到维扬的是前面五句和最末两句。前五句写见闻,结尾处点维扬,全词自然构成一个整体,中间的感慨部分则正好处在包孕之中,这样能使结构紧凑,抒情集中,应该是作者精心安排之作。
“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声。”诗的开篇,即写闽中秋景。诗人以极为细腻的笔触,以雨中紫菊的艳丽色彩和风里红蕉的清脆乐音,新鲜生动地写出了南国特点。前句的一个“匀”字,极准确地勾画出雨的细密,雨的轻柔。在那动人的丛丛紫菊前,雨是那样的温情而善解花意,是它,将那大片大片的紫菊之色,浸淫得浓淡均匀,让人赏心悦目;而后句的“弄”字,则以拟人的手法将“风”人格化。闭着眼想想,风吹红蕉,蕉叶声声有韵,这该是怎么的一种情致。这样的一幅声色俱备的图画,是很容易让人陶醉的。
接下来的三、四两句,诗人有意地拓开一笔,将笔触延伸到人们的目力的尽处:“北畔是山南畔海”,诗句看似极为平实,却高度地概括出闽中的地势:北边是山,山道弯弯;南边是海,海浪滔滔。风景美妙得可以入画,可以为诗,可以作为旁观者兴奋地指手画脚,可是,真的走马行船却实在不易。于是,便有了结句的“只堪图画不堪行”。这不仅是诗人由衷地慨叹,也是全诗旨意之所在。
诗为诗人客中之作,描摹的也是客地之美景,而透过这些“紫”、“红”的耀眼色彩,透过那些音韵和谐的声响,不难发现,诗人抒写的,原来是浓浓的思乡情怀,诗人笔下的景色,也都不知觉地印上了深深的乡愁的印记。于是,“菊”也好,“蕉”也好,乃至那“山”,那“海”,都成为诗人一种情感的载体,成为诗人以景抒情的绝佳选择。这就是所谓“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之意了。
诗人跋涉异乡,旅途艰辛,又恰逢秋日,慨然而萌怀乡之感,则成为一种必然。可诗人在诗中,却有意识地不直接言明,而是将极和谐的风景与不堪行走的矛盾娓娓地道出,从而形成强烈的对比,借此,含蓄地表达出诗人缘于内心深处的隐痛。于是,一种叫作“乡愁”的东西,也就隐逸于其中,弥漫于其中。
上片借山来自写,又能将山品与人品相融。首句落笔就奇,接句含蓄曲折。“偃蹇”一词用来形容西岩的状貌很恰当,也可以引申为词人的骄傲和傲慢。一笔两意,巧妙之极。而以“谁怜汝”这一问,更写出词人的自怜怜山,自伤伤山。此处的山与人,已在感情上合二为一。“岁晚”一句,也是既写山,又写人。如是写山,指山逢寒冬;如是写人,则指人的老大。这样双关之后,“太寒生”就成了词人的心理自感,和对于山的移情了。既然山被词人赋予了这样充分的灵性甚至可说是人性,那么,上片末句冲出青山“唤我溪边住”的语句,就不再突兀丽矫情。两位岁寒之友因品格相似而思谋相伴,简直再合情理不过。
下片借月来自写,也有与上片近似的曲笔和丰富情味。过片说那高天的明月,突然由山头下来了。这就如同一个绝大的悬念,使人不敢置信又渴望得到解释。结韵则作出生动的解释,说这从天而降的明月,是因为被词人读《离骚》的声音所打动和吸引。这解释十分巧妙而合理,因为他巧用月影以替代月亮,听他读书的明月,实不过是清溪里的月影。这样的巧用,显示出他专注于读《离骚》的激愤心情。因专心读书,他再无心仰望天空。偶尔一瞥眼前,只见溪中之月凝止不动,似在入神而听。另外,这里的“夜夜”一语,又将前句瞬间的“明月来”化为夜夜的“明月来”,使词人读《离骚》的行为,不再是一个瞬息性行为,而在重复、延长中加深了它的意义,加强了它所含有的词人感情的勃郁愤懑色彩。夜夜如此,长夜如此,这读《离骚》的人,他的情感强度就不待测量而后知了。
这首词是词人词作中修辞手法运用得最密的作品,如拟人、双关、悬念、暗示等等。而它们也使此词在艺术表达效果上超凡人妙,在情感风味上厚重而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