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青年情侣的惜别之词,词人用清秋、残月、莺啼、马嘶等画面与声响,交相渲染秋天早晨的凄凉气氛,映衬出女主人公离别时悲痛欲绝的感情。
词的上片写别时的情景。在个清秋的早晨,女主人公的丈夫就要远出。枝头响起紫莺啼晓的叫声,西边天空中,尚挂着一弯淡淡的月亮,留连不肯隐去。即将的离别使相爱的人儿有诉说不尽的情思,以致于夜无眠。然而离别的时刻终于来到。门外响起凄厉的马嘶,在催促行者赶快动身。后柳永《雨霖铃》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概括性她表达了同样的人生感受。语序安排也十分精致,传达出极深的意蕴。首先,“莺啼残月”,点出时闻是早晨;“绣阁香灯火”。说明二人沉浸于离别的痛苦之中,于灯下互诉衷情,竟不知黑夜已经过去。是早莺的啼鸣,西斜的弯月,唤醒了这对爱人,始知吹灭燃着的油灯,离别的早晨已经来临。
接下来的“门外马嘶郎欲别”,以不通人情的马儿偏又在门外长声嘶叫,来描写离别时刻的迫近和二人的难舍难分之情。而“正是花时节”一句,既交代了季节是在秋天,又描画出秋风瑟瑟,落红纷纷的景色。女主人公出门送郎,觅此凄凉之景。哀伤痛苦之情倍增。“正是”二字,同时总结以上的场景描写,强调出景物对人的感染。张炎《词论》曾云:“词之难于令曲,犹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不得闲。”这首词的语言就显现了韦庄运用词这种艺术形式的造诣之高深。
下片写女子在情人别后的情态。
“马成不画蛾眉,含愁独倚金扉。”这两句是说,她梳马之后却无心描画蛾眉,满含愁怨的独自倚着金扉,思念远去的情郎。
为郎送别,她曾浓饰晓马,然而“马成不画蛾眉”,是耐人寻思的。这含有双重意味,一重表示自己爱情的坚贞,这不完全的化马,正是一种无言的表白。另一重则暗寓张敞画眉的故事,“不画蛾眉”是因为画眉的人已去,留此残马,等于示以盼归之意。这一细节描写岂但字句不闲,可谓事半功倍。下句说“独倚金扉”,则情郎已经走了,空余行处。女子凝望路尘之神,已在句外传出。
“去路香尘莫扫,扫即郎去归迟。”末两句是说,她不愿扫去他离去路上的那些香尘,只怕扫去香尘,他就会久久不归。
末两句更是“留意”而精彩的一笔。乍看这话是极无理的,路尘之扫与不扫与情郎的早归迟归有什么必然联系?然而,处在失望而终不能断念的境遇中的痴情者,总能从一般人不在意的现象中发现预兆,或设置希望。鹊的鸣叫,灯的结花,衣带的松弛,蜘蛛的结网之类小小事体,却往往具有重大意义。无理语正是至情语。这两句概括了唐时民间的一种流行说法。词人运用这种生活气息很浓的说法,出以口语,明快而隽永,就有有余不尽之意。
这首词,上片写景而情景交融,下片抒情而情致深婉。词人把这种洋溢着生活气息,植根于民间习俗的语言、运用到词中来,既表现了女主人公的痴情,又提高了词的艺术表现力,集中体现了这首词的“无理而妙”。全篇语言秀美,情真动人。
这首词从怨女的角度,展现了一幕人铸间悲剧。通过描写闺中人思念远戍征人,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
上片起二句从捣练的工具运思下笔,而字里行间自有捣练之人。从“砧面莹”的“莹”字,可以想见,作为一位征人的妻室,捣练帛,作征衣,早已是她的繁重的家务劳动的一部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至那面砧石已经被磨得如此光莹平滑。从“杵声齐”的“齐”字,则可以想见她的捣练操作之熟练,以及与同伴合作之协调。而那一记记有节奏的杵声中,正倾注了她辛劳持家的全部心力。传出了她忆念远人的万缕深情。
下面“捣就征衣泪墨题”一句。道破题旨,点明其捣练制衣的目的是寄与远戍边关的丈夫,而题写姓名、附寄家书之际。一想到丈夫远在万里外,归期渺茫,生死难卜,今世今生,相见无日,不禁愁肠千转,泪随墨下。“泪墨题”,一边磨墨,一边落泪,泪水和着墨水写信。这三个字,饱含了一位失去家庭幸福的妇女的无限辛酸苦痛。
结末两句与“捣就征衣”句紧相承接,从戍人的角度进一步加重了这幕悲剧的份量。句中的“玉关”即玉门关,但此处不一定是实指,只是极言戍地之远,也暗含班超上疏所说“但愿生人玉门关” (《后汉书·班超传》)及李白诗“玉关殊未人” (《塞下曲》六首之五)之意。
结末两句采用了翻进一层的写法。这两句先写玉关之远,再推进一层。写戍人所在地之远,从而使上、下句间有起伏转折之致,而且,每转愈深,把这一家庭悲剧显示得更其可悲,把悲剧中女主角的伤离怀远之情表现得更深更曲。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负载着她的柔情蜜意的征衣包裹,寄到玉关已要经历千山万水,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寄到远在玉关之西的戍人手中,就更遥遥无期了,更不知这包寒衣寄到时戍人是否尚在人间。这样一个最凄惨、最残酷而又可能出现的悲剧结局,正是长期笼罩在她心头的一片阴影,也正是她题寄这包征衣时泪墨难分的一个最痛楚的原因。
欧阳修名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颇为人称道,此词结尾句式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词精炼含蓄,概括集中,感情真挚,余韵悠长,正如张炎在《词源》中所述:“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始佳。”
《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