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这是一首艺术上颇具特色的诗。
特色一:托物寓意,松兰明志。这首诗首句就高歌“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极度赞美“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的高洁傲岸的节操。赞颂之情,意犹未尽,诗人又盛赞孤高的鸾风、明洁的珍珠,并以形陋质卑的萧艾、鸡、沙砾等物与之对比映衬,越发使得兰松等物的高风亮节、清操美德熠熠发光。在赞美和鄙视中,诗人托物寓意,形象地表明了自己峻洁孤高的心迹和晚节。表明了自己愤世嫉俗、不与卑劣小人同流合污的傲骨。李白虽屡遭挫折,困顿穷窘,却仍一如既往:“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第十二),要作“独立自萧飚”的“南山松”(《古风》第四十七),傲然不同,不失孤直本性,不失高尚志节。
特色二:借事抒怀,用典表情。诗人长安被黜之后,浪迹天下多年,而今流落江南,正处于“寂寂还寂寂”的无路可走的寂寞痛苦境况中。诗人欲向常赞府倾诉衷肠、一吐怀抱,以求得知己好友的同情和支持。诗中就借古事,用典故,较好地抒发了这种沉郁深擎的感情。诗人之所以向常赞府“真堪写怀抱”,是因为视其为意趣相投的“同心人”。作为“远客”的诗人是高滔的松兰,作为主人的常赞府也是惜才的“名贤”。“松兰相因浓”,“鸾与鸾同枝”,贤才俊士理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写,既与诗前句孤高的自我形象紧相勾连,又让主人的“名贤”形象与之相映生辉,为诗人倾吐心事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其落脚点在一个“贤”字上。而诗人向好友“倾倒”的“方寸心”,是用“虞卿弃赵相”、“壮士死田横”、“长铗归来乎”三个典故来表达的。诗人用典喻意极明,将主人“好贤”品德推崇至极点,把自己欲得同情、欲求支持之情表达得更为明白。三个典故侧重点不一,却以一个“贤”字贯通,极精当地披露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怀抱胸襟。
总之,上述两种手法的运用,使此诗形象生动,寓意深邃。它们既囊括了原物、原典之形象和内涵,又注入了新的形象和内容,诗人处置恰当,熔铸有方,故极生动精确地塑造了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抒发了自身深沉含蕴的内在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