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的诗风,前后差异极大。早期作品辞采浓郁华丽,尤好拟古乐府。后期由于受国家局势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多感伤时世之作,风格沉郁顿挫,直抒孤愤,沉雄豪放,悲壮苍凉。《秋日杂感》即为其晚期诗风的代表。
作者创作《秋日杂感十首》时,苏、松已沦于敌寇铁蹄之下。吴中进士吴昜起兵抗清,江南各地军民奋勇抗击者亦不在少数。然先后皆为清兵所败。当此形势危难之时,陈子龙也有途穷之感,曾着僧服,改名易姓,辗转吴中,待时抗清。诗人的悲愤情感和爱国情操,在此诗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两句描写亡国后作者悲苦和沉重的心境。“悲秋”,典出于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天本就为一个万物凋零、令人生悲的季节,更兼作者此时面对着满日疮痍、民不聊生的华夏大地。无怪于其内心之愤是行吟坐啸了,一个“独”字,可有两方面理解:一是作者概叹自己身世孤独,一是抗清斗争处于最严峻时期,随着遍地烽火被清军一一扑灭,诗人胸中流涌的难觅同道之独。海雾江云,暮色茫茫,更引发了他的万千悲愤。这种悲愤与陈子龙的身世经历切切相关,诗人本为晚明遗老,又曾在南明政权下供职,为挽救大厦将倾的南明王朝疾声呼吁,东奔西走。耗费了半生精力和心血,而到头来世事恍惚如南柯一梦,不能不令诗人痛心疾首。
“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继续抒发诗人亡国之痛。此联用了两处典故。“不信”一句,《文选》张衡《西京赋》及注:“秦穆公梦朝天帝,帝醉,以鹑首之地(今湖北襄阳、安陆一带)赐秦。时有谣云:‘天帝醉,秦暴金误殒石坠’。”李商隐《咸阳》诗亦有:“自是当时天地醉,不关秦地有山河。”后人以“天醉”喻政府混乱。“最怜”一句,典出于仲长统《述志》诗:“寄愁天上,埋忧地下。”陈子龙在此是反用其意。说自己不相信苍天会长久昏醉而让清人一统中国。坚信上天终有清醒之时,明室江山定有复兴之日。最可怜的是大片江山已沦入敌手,没有一个地方可埋葬自己的忧愁。这两句在首联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主题,在因清秋、日暮而兴起的悲愁之感中加入了现实性的内容,增强了诗歌的斗争性和针对性。
“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描写了明室臣民的悲惨境况。清兵南下,铁蹄所至,尸横遍野,十室九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多少无辜百姓做了刀下冤魂。“荒荒”一句是化用古乐府《十五从军行》中“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之句意。写民间在清兵蹂躏后满目凄凉,一片荒芜衰败的惨象。“寂寂”句则是借秦亡后东陵侯邵平沦为庶人在长安城外靠种瓜为生的故事概括众多王公大臣幸存者的结局。此联作者从下层黎庶写及上层达贵,正是反映了明清鼎革之际所造成的灾难。
“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着渔舟”,则如一声沉重的叹息,表达了作者孤独无助的心境。五湖即太湖。听说清兵已饮马五湖,尽略其地,自己欲与渔夫为伍,驾一叶扁舟浪迹水乡;也不可得了。
在一首短诗中要表达丰富复杂的内容,用典是行之有效的手段。此诗中一明显特色即是大量地使用典故。且均能与诗意浑化无迹。这不仅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也有利于情感的抒发。
宫怨是唐诗中屡见的题材。薛逢的这首《宫词》,从望幸着笔,刻画了宫妃企望君王恩幸而不可得的怨恨心理,情致委婉,有其独特风格。
诗的首联,即点明人物身份和全诗主旨:“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十二楼”、“望仙楼”皆指宫妃的住处。《史记·封禅书》记,方士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又,《旧唐书·武宗本纪》记,“会昌五年作望仙楼于神策军”。诗中用“十二楼”、“望仙楼”代指宫妃的住所,非实指,是取其“候神”、“望仙”的涵义。这两句是说,宫妃们在宫楼之上,一大早就着意梳妆打扮,象盼望神仙降临一样企首翘望着君王的恩幸。
颔联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渲染,烘托望幸之人内心的清冷、寂寞:“锁衔金兽连环冷,水滴铜龙昼漏长。”这两句说,宫门上那兽形门环被紧紧锁住,那龙纹漏壶水滴声声。上句“冷”字,既写出铜质门环之冰凉,又显出深宫紧闭之冷寂,映衬出宫妃心情的凄冷。下句“长”字,通过宫妃对漏壶中没完没了的滴水声的独特感受,刻画出她昼长难耐的孤寂无聊的心境。 颈联通过宫妃的着意装饰打扮,进一步刻画她百无聊赖的心理。“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是说刚刚梳罢那浓密如云的发髻,又对着镜子端详,惟恐有什么不妥贴之处;想再换一件新艳的罗衣,又给它加熏一些香气。这一联将宫妃那盼望中叫人失望、失望中又怀着希望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十分逼真。“望”的时间越长,越叫人心情难堪,说是没指望吧,又怀着某种期待;说是有希望吧,望眼欲穿,实在渺茫。罢梳复又对镜,换衣重又添香,不过是心情烦乱无聊和想望之极的写照。
末联写宫妃“望”极而怨的心情,不过这种怨恨表达得极其曲折隐晦:“遥窥正殿帘开处,袍袴宫人扫御床”。“袍袴”,指穿短袍绣袴的宫女。“遥窥”二字,表现了妃子复杂微妙的心理:我这尊贵的妃子成日价翘首空望,还倒不如那洒扫的宫女能接近皇帝!又表明,君王即将临幸正殿,不会再来的了。似乎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哀怨隐隐地透露出来。
这首诗对人物心理状态的描写极其细腻、逼真。自首联总起望幸之意后,下三联即把这种“望”的心情融于对周围环境的描画、对人物动作的状写和对人物间的处境的反衬之中,生动地反映了宫妃们的空虚、寂寞、苦闷、伤怨的精神生活。
前八句写张稷来访。“田家樵采去,薄暮方来归。”这两句所写未必都是实情,作者这样写是表示落职之后地位的卑下、生活的艰辛,以反衬张徐州来访情谊的珍贵。下面转述孩子的告语。“有客款柴扉”,这客就是张稷。孩子的话是说客人的排场,但不直指客人,而是先讲客人的随从穿戴、乘骑是如何豪华,后讲客人的车盖、符信如何辉煌、炫目,那么客人如何就不言而喻了。“轩盖照墟落”,还有惊动村民的意思,“传瑞生光辉”,也见出村民的羡叹。孩子这样说,符合作者的观感,逼肖其口吻;作者这样写,也避免了面谀,用笔显得委婉。这样铺写朋友车骑盛况,更见得此访非同寻常。
中间八句写闻朋友来访的心情。“疑是徐方牧,既是复疑非。”作者一听说就怀疑是张徐州,转而又觉得好像不是。怀疑是,见出对张稷的信赖,朝中往日友朋当非仅此一人,而在作者看来他是最可相信的。怀疑非,乃炎凉世态造成,下面写到:“思旧昔言有,此道今已微。”作者说:这种情谊以前听说有,现在差不多看不到了。古语说:“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朋友间因地位变化而冷淡的太多了,因此作者怀疑身为徐州刺史的朋友会来看望他。“物情弃疵贱,何独顾衡闱?”作者说:世态皆是这样,而张稷为何还要来看望我这丢官的人呢?上面展示的这些矛盾心情,说明作者受世态刺激太深了,作者越怀疑越说明世风的浇薄;同时作者这样写,实际上也是有意对照两种交态,以赞扬朋友的高谊。作者这样“是耶非耶”地用笔,实在高妙。“恨不具鸡黍,得与故人挥。”引用范张鸡黍典故。下一句是省略句,“挥”的对象为酒,用陶渊明《还旧居》“一觞聊可挥”。这两句说:遗憾的是未能杀鸡作黍、与朋友把酒欢会。朋友来访他未遇到,感到十分遗憾。这里用典很巧,姓氏正同。把自己与张稷的交谊比作范式、张劭,这是对朋友的赞美,对二人间情意的自重、自珍。
最后四句写对朋友的思念,落实到题目上的“赠”字。“怀情徒草草,泪下空霏霏。”这两句说自己对友人非常想念,但又不能相见,故曰“徒”、“空”。“寄书云间雁,为我西北飞。”徐州在京都的西北方向。这两句说:请天上的大雁为我捎封信给张徐州吧。托雁传书,嘱飞西北,见出情意的殷切,从这两句告语中,分明见有翘首西北的诗人在。这里“寄书”的书,其实就是这首诗。
这是一首赠诗。赠诗一般的写法是正面表达自己的情意,表达对对方的祝愿等意思。而这首诗的写法主要写对方的来访,通过对方不寻常的来访见出深情厚谊,然后以对深情厚谊的感激还报对方,可以说这是以其人之情还报其人。这首诗多叙事,情事写得很具体、生动,告诉友人来访时何以未遇、稚子如何转告、听到这情况时自己的心情,像是絮话一般。这又是书信的写法了,可以说是以诗代书。这两种写法在作者的时代还是少见的,很是新鲜别致。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