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

　　词中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的山光水色和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春江水绿、烟雨迷蒙，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岸畔桃红，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青箬笠，绿蓑衣，渔人醉垂忘归时。全词着色明丽，用语活泼，生动地表现了渔夫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这是一幅用诗写成的山水画，这是一首色彩明优意万千，脱离尘俗钓湖烟。思深韵远情融景，生活任行乐自然的抒情诗。

　　“西塞山前白鹭飞”首句，点明地点；此西塞山何处？鄂州、湖州？虽有异议，对词境来说倒无所谓。白鹭是自由、闲适的象征，“众禽无此格，玉立一间身。清似参禅客，癯如辟谷人”、“漠漠江湖自在飞，一身到处沾渔矶”，写白鹭自在地飞翔，衬托渔父的悠闲自得。

　　“桃花流水鳜鱼肥”第二句，点出江南水乡最美好的季节——正是桃花盛开，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桃红”与“流水”相映，显现了暮春西塞山前的湖光山色，渲染了渔父的生活环境。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写的都是他们。“箬笠”就是用竹丝和青色箬竹叶编成的斗笠。“蓑衣”是用植物的茎叶或皮制成的雨衣。如果以龙须草（蓑草）为原料，它就是绿色的。“归”，回家。“不须归”，是说也不须回家了。作者在词里虽然只是概括地叙述了渔夫捕鱼的生活，但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全可以体会到词的言外之意。从渔翁头戴箬笠，身披蓑衣，在斜风细雨里欣赏春天水面的景物，读者便可以体会到渔夫在捕鱼时的愉快心情。

　　作者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渔歌子》画成图画。确实，这首词是富于画意的。苍岩，白鹭，鲜艳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鳜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色彩多么鲜明，构思也很巧妙，意境优美，使人读作品时，仿佛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乡春汛图。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词中更吸引读者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而是江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而这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此词吟成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播海外，为东邻日本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嵯峨天皇的《渔歌子》五首及其臣僚的奉和之作七首，即以此词为蓝本改制而成。

　　上片追叙宋神宗熙宁四年秋，苏轼与苏辙同游陈州（今河南淮阳）柳湖的情景。当时，苏辙在陈州任学官，苏轼由汴京赴杭州通判任，途经陈州，二人相晤甚欢。词中以柳湖为中心描写景物，展开了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柳湖以“柳”取胜，开头“柳花飞处”四字便是着力的一笔。对于湖面，苏轼着重写出它的明净，用刚刚打磨过的镜子（“鉴新磨”）来形容。苏轼笔下的景物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如“花飞”、“麦摇波”、“飞棹”等都富有动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在、轻盈的美的境界，烘托出苏轼、苏辙二人游湖时欢快、悠闲的心情。

　　下片写当前景物，并抒写了苏轼、苏辙二人离合的情思。开头两句用对仗描写眼前景物，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水天连成一片，波光粼粼，小楼上风和日丽。一切平静，安适，隐含着传告平安的意思。然而一想到远在济南的弟弟苏辙，苏轼心中便波澜突起。最后两句情、景兼到，抒写离愁曲折有致，而又深切动人。“暮云多”，既是楼头远眺所及的实景，因而成了苏轼远望济南的障碍物。篇末提到“归去”，是因为苏轼、苏辙二人早年曾有，早日隐退而为“夜雨对床”之乐的约定（参见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再祭亡兄端明文》），即使日后能如愿以偿，与当前的别离仍有巨大的“时间差”，因而深感痛苦和无奈，可见离愁的深重。

　　全词，表达了苏轼对苏辙的思念之情。上片、下片之间的虚实变化用了“暗转”的写法。上片是由苏轼的回忆所构成的虚境，下片头两句则转换成眼前的实境，而其间未用任何字面加以提示，前后的联络与变化形成了一种“暗转”。这是写作艺术浓缩的结果。

　　石榴是美丽女子与纯洁爱情的象征，诗人盛赞了婀娜的榴枝、繁富的榴实、轻盈的榴膜、鲜丽的榴子，表现了自己的爱慕之情，然而尽管石榴比碧桃还要美丽娇艳，却也无法红颜“一千年”。《石榴》既是生命的挽歌也是爱情的悼亡诗。“榴”字凡四叠，分别写其枝、实、膜、子，突出了石榴的美艳，读来春风扑面，不独上下句复辞，联内亦复辞。“碧桃”联袂而出，深叹人间红颜易逝，唯有深藏于心底的真诚与美好的情感才真的可以“碧桃红颊一千年”。

　　在艺术特色上，此诗运用了复词重言的手法，从而使节奏回环，词脉婉曲。李商隐写过许多这样的诗。有同步往复的，如“一弦一柱思华年”，“此花此叶长相映”。有同句双步往复的，如“一夕南风一叶危”，“半留相送半迎归”。这种同句不同音步的重叠往复，又可以组成对仗的一联，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画堂西畔桂堂东”；“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还有同联内前后一次单复的，“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还有同联前后蝉联的，如“巴江可惜柳，柳色绿侵江”；“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也有同一联前后句首尾衔顾，使回环增大，涵盖全联的，如“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回肠九回后，犹有剩回肠”。惟独这《石榴》一首诗内多次连环回复，大小回环相套，读来意韵连绵，回味无穷，绕梁三日，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