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诗中所称的“君子”,是宾客对主人美称。
全诗六章,显示欢乐的气氛,在赞美酒肴丰富的同时,并于后三章进而赞美年丰物阜,故而在宴会当中,宾主得以尽情享受。诗的前三章,章四句,皆以“鱼丽”起兴,具体地歌赞主人酒宴的丰盛,礼遇的周到,可以说是全诗的主体部分。诗人从鱼和酒两方面着笔,并没有写宴会的全部情景。以鱼的品种众多,暗示其他肴馔的丰盛;以酒的既多且旨,表明宴席上宾主尽情欢乐的盛况。写鱼的品种众多,不厌其详,写饮酒的情况,就比较概括,这种写法,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在周代我国已进入农业社会,农业有了相当的发展,不仅广兴耕稼,而且许多鱼类,已成为人们常见的美食。捕鱼养鱼的方法也有了进步,在《诗经》里,提到鱼的篇章不少。《邶风·谷风》、《齐风·敝笱》、《豳风·九罭》,乃至《周颂·潜》、《小雅·南有嘉鱼》、《小雅·鱼藻》都有关于鱼的记载,特别是在《陈风·衡门》当中,有这样的诗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又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用鲂、鲤两种鱼的嘉美和娶妻要娶“齐姜”“宋子”,相提并论,可见人们对吃这两种鱼的青睐。在《周颂·潜》诗中,以“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写养饲鱼类的情况,并且表明饲养的目的,是为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可见养鱼之被重视。滋味鲜美的鱼类在宴席上,也就成人们乐于称道的美馔了。在此诗前三章中,每章并列两种鱼名:“有鲿有鲨”、“有鲂有鳢”、“有鰋有鲤”,诗人不厌列举,并非纯用夸张语气,而是借鱼类之多,说明酒宴的隆重,并以表明其他肴馔也必然相应的丰富。诗人这种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手法,是广为后人效法的。
说到酒,“酒”是丰年的象征,丰年酿酒,是先民历来的习惯。古代酿酒的原料,纯用粮食作物。在食用的五谷丰产之后,人们才用多余谷类,进行酒类的酿制。《诗经》中提到酒的名篇很多,《豳风·七月》中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周颂·丰年》这篇,写得更具体,其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以洽百礼,降福孔皆。”诗中所称之稌,今称为稻(一说专指糯稻),稻黍俱得丰收,盈仓盈廪,“为酒为醴”,才有条件。酒之为用,除了供祭祀昭告丰收之外,“以洽百礼”一句,概括了它的重大作用。因而宴会之中要欢饮旨酒,燕飨嘉宾,更以酒多且旨,以示丰年之欢乐。朱熹《诗集传》,据《仪礼》“乡饮酒”及“燕礼”皆歌《鱼丽》,称此诗为燕飨上下通用之乐,其义甚明。证以《小雅》中其他有关饮酒的诗篇,如《小雅·鹿鸣》(原为燕飨群臣嘉宾之诗,其后成为上下通用之乐)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遨。”《頍弁》云:“乐酒今夕,君子维宴。”盖“酒以成礼”、“酒以尽欢”,由来已久。《小雅·南有嘉鱼》诗亦称“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此诗前三章反覆称道“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多且旨”、“君子有酒,旨且有”,正是表明宾主在宴会中十分欢乐的情景。
诗的后三章,诗人紧扣前三章中三个重要词语“多、旨、有”,进而赞美在丰年之后,不仅燕飨中酒肴既多且美,更推广到“美万物盛多”(《毛诗序》)这一更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就诗的本身来说,这三章可称为副歌。有了这三章,歌赞丰年的诗意,乃更为深挚。诗人说:“物其多矣,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由物品之多,而赞美到物之嘉美;由物品之旨,而赞美到物之齐全;由物品之富有,而赞美其生产之及时。表明年丰物阜,既是大自然的赐予,更是人类勤劳创造的成果。而燕飨的欢乐,则是在丰年以后才能取得的生活中的享受。诗章语简而义赅,充分显示了物类繁多而时人富裕这样的现实。
《小雅·鱼丽》,作为一首乐歌,它的唱法,现在已不知其详,无从考证,但在语言运用方面,仍能得到一些启示。前三章章法相同,采用四、二、四、三的参差句式,在唱法上既有反覆赞歌之美,又有参差不齐的音乐节奏,便于重唱合唱。诗中所称的“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在用意上虽无甚差别,但能产生一唱三叹的美感,使满座增欢。后三章着重在点明主题、渲染气氛,所以每章只有两句。在诗句的本身,其重音节落在“嘉、偕、时”等字词上,句末用“矣”字,使乐曲可以延长咏叹时间,起放慢节奏的作用。前后三章,互相辉映,其整体构思,颇见出诗人手法的高妙。
此诗既是诗人为自己的诗集题记,又是赠友之作,而且是“戏赠”,即兼有与友人戏谑的意思。全诗八句,诗人首先举出自己全部诗作中最有名气、流传最广的代表作,表明自己的创作用心。先列出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强调其情感文采;再列出讽喻组诗《秦中吟》,强调其社会价值:接近《诗经》之“正声”。白居易特意列举出了自己的这些作品,意在表明自己的以诗歌干预现实的思想和自己成功的实践。
诗第三、四两句下,诗人曾分别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尝以拙诗一轴赠行,自是格变。”又注:“李二十尝自负歌行,近见余乐府五十首,默然心伏。”元稹写诗乃受到白居易的启发,李绅、白居易同作乐府,但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后来居上,令李绅自叹弗如,这里称元稹为“老元”,称李绅为“短李”,又故称曰“偷”、曰“伏”,都朋友之间的戏辞,由此也可见元、李、白三诗人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诗中接着写“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这是诗人结合自己命运遭际的牢骚话。他说:世上富贵人人所羡,但我却命中无份,看来只有身后的文名,聊可自慰了。这里虽有对自己诗才的自许,但也蕴含着不平和辛酸。白居易后来在与遭谗被贬的好友刘禹锡会面时,曾即席赋诗相赠,其中有诗云:“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虽是就诗人刘禹锡的遭遇说的,但也是发诗人自己的心声。最后,诗人更以故做自傲的语气,夸饰自己新编诗集后的得意心情。
从写作背景来看,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蕴含的感情是复杂的,表面上是自矜自许,是对自己文章的夸耀,是对友人的戏谑,但实质上充满不平、辛酸和自嘲,当然也不乏对自己才能的自豪。从整个诗的风格来看,可以说是亦庄亦谐,名曰“题卷”,而不拘泥于记事;称为“戏赠”,并不仅是戏言。全诗对仗工整,一气呵成,寓深意于轻松调侃之中,既诙谐幽默,又耐人寻味。
词的上片,描绘友人仙人般的容貌和超尘脱俗之气质。“谁道东阳都瘦损,凝然点漆精神”,以历史人物喻之。词人以发问的口气,认为不宜一概而论历史人物。“谁道”二字,排除了独见。随即暗示着:沈东阳式的词人只因求官而累瘦了身体,而王东阳式的友道不为求官身体并不瘦损,并且“点漆”如画,黑白反衬,凝然有神,风姿绰绰,宛如“神仙中人”。词人既赞美了友道的风华正茂之容貌,又宣传了民族传统的审美观。须知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在比较中而存在着。“琼林终自隔风尘,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进一步赞颂友道高洁超尘的风姿。这里连用三典。王戎之典,喻示友道“风尘外物”,“琼林”般的“神姿”;王恭之典,喻示友道“披鹤氅裘”,洁如鹤羽的“真神仙人”之气质;李白之典,喻示友道从仙界贬到人间,成为尘世不可企及的道人。尤其李白一典,用得精当。以典赞美友道之情,恰到好处。“风尘外物”,一尘不染,与世无争,是中国道人的美德,也是词人欲求又不可得的处世经文。或许这就是“谁道东阳都瘦损”而引起词人忧虑的真实缘由。
词的下片,警示友人保持真气,自爱自重,不要迷于美色。“省可清言挥玉鏖,直须保器全真”,全是魏晋士大夫关于老、庄守身思想的探讨。一派人是“清言”,并“挥玉麈”,自为清高荣光,风度翩翩,可谓“世界皆浊,唯我独清”;一派人是“省可清言”,“清言”伤“真”误事,可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词人持后派之见,并以规劝道友休要清谈,不必“挥玉麈”,而要强健身体,保全真气,须知“真气”是道家思想之精髓。紧接着向友道提示:你是道人,“风流何似道家纯”。“风流”与“道家”水火不相容,“道在世外”。只因道家避世,超脱人生,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的原因。道人守道,保持真气,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风流”韵事比得上道家的纯真气节。“不应同蜀客,惟爱卓文君”,最后向道友发出警告。词人一方面怀着遗憾的口吻,惋惜家乡人司马相如因文君而亡身,另一方面以此为镜警告友道不要蹈司马之覆辙贪色而丧命。或许友道不是英雄,就是平民道徒也得要过好美人关。
全词,运用了众多的史典,托出了词人于己于友以道治身的美好思想,道出了貌美身健与高洁脱俗、不为仕途所困扰的哲理关系。构思新奇,结构独特,语言中充满了道学色彩。
此诗描写诗人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全诗运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巧妙地将相同地点不同时空的心境通过月、江两个意象表达出来,人景合一,独树一帜。
此诗前四句是写昔年北上,夜宿嘉陵驿楼时情景,终宵不断的嘉陵江水声,恼乱离人的心绪,“中天月色好谁看”(杜甫《宿府》),只是照着孤独作客的人。这是一般的离别之愁。杨慎北上,必然是赴北京应会试,他的父亲,是大学士杨廷和,那时没有什么身世不幸之感,可以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唯一不爽的,就是有点想家,有离愁。
后四句是写当前贬谪云南的情景,这跟当年北上就大不相同了,是危难遭遇。这里,诗笔用“岂意”一转,退出瘴海飘零的悲剧,“岂意”表明这种遭遇完全出于自己的意料之外。杨慎以议大礼泣谏,何罪之有,而竟遭杖谪,谪地又这样的遥远,加以瘴气害人,这不能不引起诗人的愤激,因而回忆起嘉陵江驿夜宿时的离愁,便觉得毫不足道,反显得悠闲自在了。
同样是江声,有嘉陵江、金沙江的不同;同样是楼宿,有近乡的嘉陵驿楼、万里之外的金沙楼的不同,江声月色自然因人的心境不同而不同,所以不堪说而肠断了。肠断比之离愁,其分量当然大不相同。一结心情则沉重如千斤之石,而诗句则昂头天外,不落恒蹊。惟其有真情,所以有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