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这首《谢池春》用通俗浅近的语言,写离别相思之苦,其中可以看出柳永“市民词”的影响。
开头三句,点出节令,中间隔过四句之后,又说“正佳时,仍晚昼”,继续点出黄昏时分。这样,所谓“正佳时”的“佳”字,才算有着落,有根据。可见章法针脚之绵密。上片写景,以“花径敛余红”等四个五言句子为主体的。这四句,笔锋触及了构成春天景物的众多方面,又各用一个非常恰当的动词把它们紧密相联,点得活生,有声有色,有动有静。“飞絮沾襟袖”一句里,已经暗示了“人”的存,为过片处的“著人滋味,真个浓如酒”作一铺叙。著人,是“让人感觉到”的意思:“滋味”究竟是什么,却不能说得具体,只好用酒来比喻,而且又用“浓”来形容,用“真个”来强调,以诱读者尽量用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去理解那种“滋味”,从而把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变得可以体会、可以感悟。
过片后的四个五言句,是这首词抒情部分的核心内容了。这四句写得深,写得细,它把“不见”和“相见”、“相见”和“相守”逐对比较。冠以“为问”二字,表明这还只是一种认识,一种追求,只能祈之于天、谋之于人,可是“天不老,人未偶”,仍然不得解决。“天不老”,本于李贺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反过来说,天不老也就是天无情,不肯帮忙,于是“人未偶”,目前还处于离别相思的境地,实没有办法,只好“且将此恨,分付庭前柳”。分付,有交托之义。将相思别恨交付庭前垂柳,则留下了各式各样的思索的余地,正所谓含蓄而隽永。
首句与曹诗(指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全同,次句稍作改动,把“豆在釜中泣”,改为“萁在釜下泣”。这里以豆喻杨荫榆及其一伙,以“萁”喻横遭迫害的学生。对于杨荫榆这个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豆”一般的人物,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中一段生动的描绘:“而且那位校长,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只见那系着白头绳的带子的人,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一个阴影的移来移去。如果有人真个去请教时,据说又有事出去了。否则,她的卧室就在校舍的幽静的一角,学生们除了去开储藏室的门,是不会听到紧邻的她的房间的嘁嘁喳喳,低声媚笑的”。
鲁迅说是“活剥”,但整首诗完全出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崭新境界。后两句不仅意境深厚,含意深沉,而且讽刺挖苦,跃然纸上,使整首诗“活”了起来。开头“豆”“萁”相对,接后“烬”“熟”相对;前者说明两者的关系,没有萁,豆根本不会存在;后者说明两者的利害,毁了人家,成全了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教育家”。鲁迅以犀利的文笔,一语戳穿了“有尊长之心”的杨荫榆者流不过是以办教育为名,而行残害学生之实。它们是中国长期以来封建社会人肉筵席上的“食人者”。
曹子建的《七步诗》讲的只是兄弟不合,毫无社会意义。汪懋祖用萁豆相煎的典故,妄图把本是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反诬为学生逼杨荫榆,那么学生成了烧人的“萁”,杨荫榆倒成了被烧的“豆”了。这是对事实的肆意歪曲。鲁迅因此把《七步诗》改了一下,目的在为学生伸冤,但锋芒指向以杨荫榆为代表的营垒,充分表现出鲁迅“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战斗精神。在《“碰壁”之后》里,鲁迅对杨荫榆借请客吃饭美其名日“解决种种重要问题”的阴谋诡诈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这就是杨荫榆“办教席”的实质。
全诗文白相结合,前两句用文言来写,后两句用白话,组合得妙趣横生,故虽“活剥”曹植《七步诗》,却一改原诗的严肃而悲愤的风格,而显幽默恢谐,其中又有愤激之情。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稼轩词,大多都借景抒情、以物言志,这首词也不例外。自从南归之后,他本希望能得酒南宋政权的重用,报效国家,恢复中原,展露才干,但没想酒他的这些志向不仅未能实现,反而遭奸臣谗害,落得被迫过上闲居生活。他虽寄情山水,但仍时常流露出一股愤愤不平之气。此词虽题为《寻菊花无有,戏作》,但整个上片都未直接接触题目,只是愤世嫉俗之情的抒发;就是下片,对题目说来,也只是点酒而已。
此词上片开头两句:“掩鼻人间臭腐场,古今惟有酒偏香。”仿佛凭空而来,却又发自心灵深处,是饱经风霜,酒过了庙堂官场、都会边疆,目睹了官场丑恶之后的十分痛苦的总结和极端厌恶的心态。在辛弃疾的仕途生涯中,他看惯了当时投降派掌权,正人君子遭受打击,狗苟蝇营的小人气焰嚣张,故斥官场为“臭腐场”,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掩鼻”二字,本于《孟子。离娄下》的“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充分展示了词人自己品格的高洁和对丑恶的厌恶。正因为面对的是“臭腐场”,所以“惟有酒偏香”。“酒”之“偏香”,不在于它的味,而在于它能“解忧”。“惟有酒偏香”,言外之意是说除酒以外,一切都是“臭腐”的。“人间”与“古今”连用,即空间与时间结合,横与纵交织,意谓不仅眼前的“人间”是“臭腐场”,“惟有酒偏香”,而且从古酒今,莫不如此。接着“自从来住云烟畔,直酒而今歌舞忙。”两句,情调一转,由对“人间”深深的厌恶,变为对山林隐居生活的由衷的喜悦,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云烟畔”,指词人闲居的铅山乡间别墅。这里依山临水,云烟缥缈,如世外桃源。“歌舞忙”,写词人闲适潇洒的生活和志得意满的情愫。他在闲居铅山时所作的词,多有类似语句。
上片叙写人间是“臭腐场”,词人欲远务之,从而为下片“寻菊花”作了铺垫。下片“呼老伴,共秋光。黄花何处避重阳?”转入正题。前两句点“寻菊花”,后一句明“不见”。“老伴”,据另一阕《鹧鸪天》(翰墨诸公久擅场)的题目可知,当为“吴子似诸友”。“共秋光”,共享秋光。古人多用“秋光”来表现菊花。如杜甫《课伐木》诗说:“秋光近青岑,季月当泛菊。”张孝祥《鹧鸪天》词说:“一种浓华别样妆,留连春色酒秋光。解将天上千年艳,翻作人间九月黄。”因而“共秋光”,即隐含了“寻菊花”之意。“黄花”,即菊花。“重阳”,即农历九月初九,古人常在这天登高赏菊。结尾两句:“要知烂熳开时节,直待秋风一夜霜。”是说菊花的开放,还得等待刮一阵秋风,落一夜严霜。这只是字面意思,实际是赞美菊花不趋炎附势而傲霜凌寒的品格。赞美菊花的这一品格,也是表明作者的品格。
通观全篇,这首词虽写法不合常规,但作者本意不在按题作文,而在借题发挥,表现他愤世的情怀和如菊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