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长门怨》这首乐府旧曲，从它的起因和来历看，就是专门描写和抒发宫怨的作品。刘皂此作也不例外。封建帝王一个人霸占了无数妇女，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大部分人都因为青春虚掷、幸福无望而极端痛苦。出于对这些妇女的同情，出于对不合理的妃嫔制度的不满，宫怨——或者直揭惨状，或者代妇女舒怨洩愤，便成为古代诗人作家常常表现的主题之一。
当然，同是宫怨，诗人所揭示的问题却有多种，表现角度也颇多样，具体方法更是变化无穷。刘皂的《长门怨》共三首，这里选的是第三首。这三首的基本手法都是前二句写失宠官人的形状，后二句写失宠宫人的心情，而重点则在后二句。例如，其一云：“泪痕不学君恩断，拭却千行更万行”。将已断的君恩与不断的泪行作一鲜明对比。其二云：“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感情表达得强烈而明快。这一首作者稍稍弄了点狡狯，前二句写宫人慵懒之态：蝉鬓慵梳，蛾眉不扫，故意制造了一种轻松随便的气氛和“惯承恩”的假象。后两句乃揭出宫人的内心痛苦。她的心事人们未必知道，实际上她是每日以泪洗面，这才使她成了 “一面残妆”啊！由于采用欲抑先扬的手法，取得了更佳的艺术效果。
宫怨诗暴露了封建制度的残忍不合理，这是其价值所在。但这类诗总是把基点放在宫人失宠，望宠以及与得宠者的矛盾上，而往往并不从根本上触动妃嫔制度。这又是其明显的局限性所在。
这是杜甫赴好友严武家宴饮时同题之作。严武素与杜甫友善，字季鹰，华州华阴人，虽武夫，亦能诗，全唐诗中录存六首。他性豪爽，读书不甚究其义。八岁时，因其父挺之不答其母，乃手刃父妾英。其父屡禁其习武。后以荫调太原府参军，累迁殿中侍御史。玄宗入蜀，（公元七五六年）擢谏议大夫。至德后，历剑南节度使，再为成都尹。以破吐蕃功，进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与杜甫最友善，镇剑南时，甫因避乱往依之。
全诗清新雅致，风格与作者一贯诗风有异。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描写了新发之竹，“半含”“才出”抓住了春笋蓬勃生长的典型过程。竹生长是看不见的，作者化静为动，用“含”，“出”把竹的生长过程写活了。
“色侵书帙晚”，竹的颜色绿得逼你的眼，绿色映照在书卷上，似乎是天色暗了下来，“阴过酒樽凉”，竹影摇曳，竹色青葱，晃动的竹影移过酒器，显得更加清凉了。颔联选取竹“色”给人的感受，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竹荫中，品着清凉的美酒。
“雨洗侵侵净，风吹细细香。”细细的春雨把竹洗得一尘不染，微微的春风送来缕缕竹的清香。颈联继续从视觉和嗅觉来感触竹。
“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尾联作者展开想像，仿佛看到了高高的竹已经伸入云端，轻轻的拂动着。
本诗是一首应答之作，自然少不了对主人的一番赞颂，以竹盛赞了严郑公高洁的情操，杜甫虽然长严武十四岁，严武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但作者后半生长期依赖严武接济，出语自然更加谦恭。不过本诗也值得称道，特别是“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与“雨洗侵侵净，风吹细细香”四句，后人单独辑录在一起，成了一首咏竹的绝佳之句。
诗的第一、二句说自己心中不乐（悰，乐），故与朋友携手来游东田。次二句写登上耸入云霄的层层台榭，随山势望去，只见楼阁华美无比（菌阁）。接着四句继续描写远近景色，远处树木苍翠茂密，山间烟霭缭绕弥漫，“阡阡”、“漠漠”两个叠音词将树木的葱茏和云烟的氤氲表现得非常生动。接着，诗人目光稍稍收回，只见水面上荷叶颤动，于是推想一定有游鱼在水下嬉戏，又见栖息着的鸟雀一飞而散，留在枝条上的残花纷纷飘落下来。诗人在“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二句中将鱼、荷、鸟、花结合起来写。由荷动可推知鱼戏，此以实写虚也；“鸟散”是瞬间的景象，稍纵即逝，而“余花落”相对和缓些，诗人用“余花落”这一细致的动态描写来表现飞鸟散去后由动人静的一瞬间，显得余韵悠悠，体现了诗人闲适恬静的心境。“新荷”、“余花”也点出了时节正是初夏。诗的最后两句写不去饮酒取乐，而是凝神眺望城郭边的青山，诗人陶醉于自然景色中流连忘返的形象跃然纸上，诗开始时的苦闷至此已荡然无存了。
全诗写景既有全景式的概括描写，显得视野开阔；又有局部细腻的生动刻画，精警工丽，富有思致。这样写景避免了冗长的铺排，同谢灵运的某些写景铺排过多相比有了进步，显得流丽清新。
这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
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作者在脱离“尘网”、重回“故渊”，飞出“樊笼”、复返“旧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悦。这句中的“浪莽”二字，义同放浪，写作者此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状态；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释此二字为“形容林野的广大”，似误。句中的一个“娱”字，则表达了“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对自然的契合和爱赏。
从第三句诗，则可见作者归田园后不仅有林野之娱，而且有“携子侄辈”同游的家人之乐。从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写，更可见其游兴之浓，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启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见、所问、所感。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紧承首段的末句，写“步荒墟”所见，是全诗的第二段。这四句诗与首篇中所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适成对照。这是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作者，面对这世间的生与死、时间的今与昔问题，自有深刻的感受和无穷的悲慨。其在“丘垄间”如此流连徘徊、见“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对遗存的“井灶”和残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观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寻绎的。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析文章认为作者此行是访故友，是听到故友“死没无复余”而感到悲哀。但从整首诗看，诗中并无追叙友情、忆念旧游的语句，似不必如此推测。而且，那样解释还缩小了这首诗的内涵。王国维曾说，诗人之观物是“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间词话删稿》），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馀论》）。这首诗所写及其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作者从“昔人居”、耕者言所兴发的悲慨、所领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