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王粲》是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三曹”之一曹植的一首赠人之作。作者通过该诗劝勉王粲不要思虑太多并流露出自己虽有心提携却无能为力的遗憾。该诗写得委婉深厚，十分感人。
该诗的头两句“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就点出游于邺城之西的原因：端坐愁思当然是苦闷的，所以要去找朋友们聊聊，使苦闷得以排遣。“揽衣”二字用得生动传神。
“树木”二句写景，“发春华”点明是春天的景色，“清池”句写水景。在这个山明水秀的幽静景致中，作者发现了“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作者用“孤鸳鸯”喻王粲。用“求匹俦”指寻求同辈间的友谊。不过从后两句诗的意思看，似乎还有潜台词。大约对方希望与曹植既是朝夕相处的好友，又愿在曹植的麾下做事。否则，“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两句就不好理解。曹植对王粲这样的人才和朋友当然是珍惜的，可是愿望终究代替不了现实，“无轻舟”就是比喻作者自己没有权势，无力重用王粲。
“欲归忘故道，顾望但怀愁。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这四句是写作者不能“执此鸟”而依恋回顾、不忍离去，“悲风”从身边吹过，久立其地直到太阳落山。这与王粲诗有相似之意：“徘徊不能去，伫立望尔形。风飙扬尘起，白日忽已冥。”只是该诗在表达眷念之情时显得更深厚些、更悲切些。
最后四句，作者宽慰王粲：“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劝勉对方不必多虑多忧，相信雨露会润泽万物的。这里以“重阴”喻曹操，暗示曹操会给他好处的。可谓用心良苦。有人认为：“多念”和“百忧”是指王粲整个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感情，例如遭乱伤时，目睹民生疾苦，发悲怆之词等等，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从全诗立意与创作背景来看，主要还是为王粲在《杂诗》中所涉及到的具体思想而发的。王诗的末四句是这样写的：“回身入空房，托梦通精诚。人欲天不违，何惧不合并。”末二句与前面“褰袵欲从之，路险不得征”呼应，这样，意思就够清楚了。
作者在这首诗中采用了比兴寄托的手法，以“鸟”比喻对方，从“鸟”对人和人对“鸟”的态度和情意方面着笔，表达自己对朋友的诚意和自己力不从心的歉意。比兴寄托的手法虽然比较隐微曲折，然而读者一旦明白其中喻义，也就不难理解其中的用意了。这首诗所描写的客体是“鸟”，这是含蓄的一面，但诗的主体（作者）却是明朗化的，在表露自己的情感方面则是真诚坦率的，做到与朋友交心，不掺半点虚假成分。
这首诗的语言清新流畅，具有文采。节奏舒缓，韵味悠长。
这篇文章主要是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全文以论为主，语气连贯，气势非凡，运用排句，更见力量。
全文短小精悍，由三段组成。
首段提出中心论点：对“士”的要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立身行事，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是“士”对待外界环境总的态度；不顾别人的抨击、议论，是对外界反应采取独立的看法，乃“特立独行”的具体化；有坚定的信念又了解自己，是对内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独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赞叹伯夷“特立独行”，不被世俗所困。可分三层。第一层就“不顾人之是非”阐发、议论。全家人都指责他不对，仍能坚持不动摇的人，是很少的，“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却“力行不惑者”，则“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谓“不顾人之是非”之难。第紧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评价。伯夷，乃“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因此，日月没有他光明，泰山没有他高峻，天地没有他宏大。先颂后叙，以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山”的事例印证“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第三层，点出他们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原因在于“信道笃而自知明”。
第三段，联系现实，总结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今世之所谓士者”则是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毁坏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主要是采用前呼后应，对比、递进的方法。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独行”，篇末仍以“特立独行”结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后面则有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与之呼应。第三段写殷、周交替之际，殷纣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军前投诚，武王伐纣，未尝闻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齐“乃独以为不可”，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对比，以强调伯夷、叔齐“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对错，逐层推进，从而突出伯夷、叔齐的特立处。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