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球乐》一调，虽非三叠，但上下两片一百八十七字，在词中也算得长篇巨制了，柳永此词，写春日清明，把自然之美、节日之盛、游人之欢、宴饮之畅，纷繁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如花团锦簇，炫人眼目。
据《枫窗小牍》、《汴京遗迹考》、《宋东京考》、《东都志略》等书所录，汴京周围有名可举的园林有八十余处，游赏园林成为汴京一时的风尚。这首词描绘了都城人民探春游园的活动，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游赏园林的盛大场面，而且也表现了市民阶层太平时及时行乐的社会心态，这比一般性的史志记载更为生动地反映了北宋承平时期的时代风貌，既是一首词中赋体佳作，又可看做是一则珍贵的史料。
词的上片可分六段前三段写清明节美丽的自然景色，后三段写清明节节日盛况。
“晓来天气浓淡”二句为第一段，写自然气候，天气忽晴忽阴，不时会有细雨落下，写的疏疏淡淡。“近清明”四句为第二段，写自然景物，巷陌里风吹柳絮，池塘边烟笼芳草，写的极其飘逸而秀雅。词人结以“尽清图画”四字，画乃水墨画。词人仅用十六字便描画出一幅清明烟雨图，笔力清劲而简洁。“艳杏暖”二句为第三段，承接上段，继续写自然景物，写艳丽的杏花和悬垂的杨柳，并且用了“犯而不犯”的笔法，重复中显出了不重复。这些景物颜色浓艳，又与之前的风絮、烟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语言上用了对偶，手法上用了拟人手法。但景物选择上有些小气与作态，失掉了自然本色。
上片的后三段以铺写的方式写了民间节日盛况。“是处丽质盈盈”三句为第四段，写少女们荡秋千。以“盈盈”状其仪态，以“嘻嘻”状其笑貌，以“争簇”状其争先恐后的热烈情态。第五段写男子戏彩球。斗鸡、驰马的游乐，“彩球”配以“罗绶”，“金鸡”饰以“芥羽”，“芳郊绿野”是驰骋的园地，也写得华丽而热烈，少女的活动以“是处”二字领起，男子的活动则以“芳郊绿野”结住，都是为突出清明游嬉的场面，处处展现着节日的民风民俗。第六段是为嬉游的场面配上笛声、“和雅”的“繁弦”声，而更加活泼与热烈，毫不夸张地使清明节的民间游艺超过了贵族豪门的王陵之游。
上片至此结住，词人的主体形象似在此游乐的场面中，又似游离于这场面之外。至下片词人的形象才正式登场，他把自己的形象放置于一系列的清明游乐活动中。
第一步，他“泥画轮”，“羁宝马”于“名园深处”，这里词人还用了“争”字和“竞”字，可见当时同游人数之多，也道出了词人游历时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第二步，他随意地“罗列杯盘”于“芳树”的“绿阴红影”下，开始饮酒，事与景和谐地相融为一。第三步，赏舞听歌以壮游兴，舞如“莺娇”，歌如“燕姹，使人尽欢尽兴。于是引发出第四步，词人内心的价值较量，寸大之珠、片阔之玉是宝物，再贵也有价，比不上今天的“浓欢”“无价”。至此，词人已有些飘飘然而忘形再进一步，词人大呼，任凭它美酒一斗值万金，饮尽了尽可解下高贵的帽子去换酒，其疏狂已接近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将进酒》）的境地了。至此，词人的热度已升至顶点，狂傲已发到极致，下一步则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尽醉”于似唐虞时代的太平盛世。只是，词人热烈的情绪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接下来就要走下坡路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艳阳之天在尚未看足之时，已觉察到莺飞花谢、好景有尽。最后，只有勉强振作，以不忍轻舍眼前的美酒来告慰自己，也告慰他人。整个下片，可说是步步推进地写尽了词人清明游春时的整个行动与心路的历程。
柳永生就一副要尽享人生欢乐的心性，身处欢乐之中，他要尽情尽兴地享受，他还要用词记录下这生活的欢乐。《抛球乐》就是他记述人生欢乐的一首作品。但柳永的一生是不幸的，他不可能时时处在《抛球乐》这样的世界中，因而他更多的作品是在回忆旧日的欢乐或是欢乐与无奈的交织。
“雨里鸡鸣一两家”。诗一开头就透出山村风味，这首先是从鸡声来的。“鸡鸣桑树颠”是村居特征之一，在雨天，晦明交 替似的天色，会诱得“鸡鸣不已”。倘如是平原大川，村落不会很小，一鸡打鸣往往会引起群鸡合唱（“群鸡正乱叫”）。然而山村就不同了，地形使得居民分散，即使有村，人户也不多。“鸡鸣一两家”，恰好是山村的特点，传出山村的感觉。
“竹溪村路板桥斜”。如果说首句已显出山村之幽，那么，次句就通过“曲径通幽”的描写，显出山村之深来；并让读者随着诗句的引导，体验一下款步山行的味道。雨看来不大（后文有“浴蚕”之事），沿着那斗折蛇行的小路，不觉来到一座小桥。这桥，不是那种气势如虹的江 桥，甚至也不是精心构筑的石梁，而是山里人随意用拖来的木板搭成的“板桥”。山民尚简，山溪不大，原不必铺张。从美的角度看，这“竹溪村路”中也只有横斜这样的板桥，才叫自然天成呢。
第三句中，“雨过山村”四字，至此全都有了。诗人转而写到农事：“妇姑相唤浴蚕去”。“浴蚕”，指古时用盐水选蚕种。据《周礼》“禁原蚕”注引《蚕书》：“蚕为龙精，月值大火（二月）则浴其种。”于此可见这是在仲春时分。在这淳朴的山村里，妇姑相唤而行，显得多么亲切，作为同一家庭的成员，关系多么和睦，她们彼此招呼，似乎不肯落在他家之后。“相唤浴蚕”的时节，也必有“相唤牛耕”之事，只举一端，不难概见其余。那优美的雨景中添一对“妇姑”，似比着一双兄弟更有诗意。
第四句中，田家少闲月，冒雨浴蚕，就把倍忙时节的农家气氛表现得更加够味。但诗人存心要锦上添花，挥洒妙笔写下最后一句：“闲看中庭栀子花”。事实上就是没有一个人“闲着”，但他偏不正面说，却要从背面、侧面落笔。用“闲”衬忙，通过栀子花之“闲”衬托人们都十分忙碌的情景，兴味尤饶。同时诗人做入“栀子花”，又丰富饱满了诗意。雨浥栀子冉冉香，意象够美的。此外，须知此花一名“同心花”，诗中向来用作爱之象征，故少女少妇很喜采撷这种素色的花朵。此诗写栀子花无人采，主要在于表明春深农忙，似无关“同心”之意。但这恰从另一面说明，农忙时节没有谈情说爱的“闲”功夫，所以那花的这层意义便给忘记了。这含蓄不发的结尾，实在妙机横溢，摇曳生姿。前人曾这样来评论这首诗的末句：“心思之巧，词句之秀，最易启人聪颖”。
诗人处处扣住山村特色，尤其是劳动生活情事来写，从景到人，再从人到境，都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其新鲜活跳的语言，清新优美的意象，更使人百读不厌。这诚如前人所说：“心思之巧，辞句之秀，最易启人聪颖。”
这是一首赠人之作。诗中作者对徐干有德行、有才干却过着贫贱生活的状况，表现了极大的同情，且自惭引援不力，爱莫能助，并以朋友的身份对他提出了恳切的希望和慰勉，这发自内心的关切体现了友谊的真挚和深厚。
“惊风飘白日”这一发端突如其来，出人意外，是“陈思极工起调”的著名例句。在作者笔下，太阳落山这一常见景象被描绘得奇突不凡，就仿佛太阳不是自然下落而是忽然给惊风吹落似的，这显然不是一般的纯客观的写景，而是景中包含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即他对时光奄忽、人生短暂的惊叹。用白日西驰的意象来表现光阴易逝在曹植诗中还有几例，如《箜篌引》中的“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名都篇》中的“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但因此诗是用在作品开头，又着一“忽然”加以形容，语气格外急切，感情格外强烈，因而格外精警动人，故被沈德潜称为“高唱’’。
接下来改用舒缓语调写夜空景色：“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新月和繁星交相辉映，美丽，恬静，极富诗情画意。这两句一则与黄昏日落相承接，同时为下文写夜游张本。但作者在写夜景之后并不即刻转入写夜游，而是插入了两句议论：“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以“志士’’和“小人’’对举，写出两种绝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这一议论看似突兀，实则与上文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营世业”和“亦不闲”正是时光飘忽、人生短促这一客观现实在“志士”和“小人”心中引起的不同反映。通过对乘时立功的“志士”和及时行乐的“小人”的一褒一贬，一方面高度赞扬了有志之士徐干，同时鲜明地体现出作者自己的人生理想，因为“戮力上圈，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正是曹植的毕生追求。这两句与《杂诗》（其六）中“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寓意相同，只是将“媮自闲”翻为“不闲”，便不仅具有讽刺意味，而且自然引出下文的夜游。
“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句，从议论转入描写。“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春鸠鸣飞栋，流猋激棂轩”四句，以夸张的笔法、工整的对仗、华美的辞采描绘了邺都宫观的巍峨壮丽，并且写得有声有色、动静相映。这一组景物描写充分显示出曹植诗”辞采华茂“及炼字造句的特色。作者着力突出宫阙之盛，自有其用意，是以此反衬下文徐干处境的困窘，正如黄节所说“鸠居殿观，际会风云，喻人才杂出，而干独甘贫贱也”（《曹子建诗注》）。
“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这四句写徐干衣食不周的窘境，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全三国文》无名氏《中论序》说他“疾稍沉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作者不仅对这一处境表示同情，同时对他冀为世用而不得的内心情感也有着深厚的了解，所以接下来说：“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指出徐干所著《中论》等诗文是他慷慨悲愤感情的结晶。是什么原因使得徐干如此“贫贱’’而“有悲心’’呢？作者以卞和献璧的故事为喻，说徐干有才能却得不到重用自己是有过失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便是用“宝”比喻徐干，用“和氏”自比。然而，人们从作者真诚的自责中感受到的只是他爱才、怜才的一片真情，“宝弃”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对这一点，作者自然是清楚的，只是不便明说罢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难言之隐。这两句表面上说徐干要等待知己的援引方才出任，而自己作为他的知己也并非不想加以推荐。言外之意是虽有爱才之心，惜无援才之力。并于反诘的语气中流露出他对当权者不用贤才的不满，也见出他自己的牢骚。作此诗时曹植虽未明显受到压抑，但亦无权柄，甚至无力引荐向他求助的朋友，一向爱护人才的他有此牢骚是可以理解的。
但曹植毕竟是建安时代的诗人，热衷用世的时代精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使他对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念，他坚信贤才必为世用，并以此安慰和鼓励他怀才不遇的朋友。“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这四句采用了营植所擅长的比喻手法，如用“良田”、“膏泽”比喻有才德的人；用“无晚岁”、“多丰年”比喻人才一定能出头，用“玙璠”比喻美德。意思是说有才德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时间愈久则美德也愈显著。这形象生动而富有哲理的诗句表达了作者对徐干的无比信任和满腔热情。结末“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是说知交的责任在于互相勉励，所以自己赠诗除了敦劝已别无可说。对友人的期待，自己的无能为力，种种复杂的感情，尽在此不言之中。
这首诗熔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层层有序而又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对友人徐干的赞扬、同情、安慰和鼓励。钟嵘《诗品》评曹植诗说，“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于此诗可见一斑。
孟浩然诗有“看取莲税净，应方不染心”之句；周敦颐谓。莲，花之君于者也”，极赞其。出淤泥而不染”。自古以来，莲花便是人们心圆中高洁品性的象征，诗家墨客每每称叹颂美，寄情写意，留下不少名篇佳句。
然而，刘因这首《秋莲》却独脱旧制，不是正面歌颂莲花之洁美形质，而是以深沉抑郁的笔调伤惋秋后莲花之凋萎衰残。诗旨所在，是对美好事物横遭厄运的悼惜，也是自己坎坷身世、苦闷心绪的写照，别具一番情味，别呈一种意趣。
首联开笔于“瘦影”二字，写出了“秋莲”枯衰的躯形，虽然仍是“亭亭”竖起，却瘦弱乏力，难以自持。“影”固如此，“香”更微淡，杳杳飘散之时，不知欲与谁相通消息。“不自容”，已见立身极其不易，随时均有倒下的可能；“欲谁通”，又显寂寞无朋，四周寻不到足以互慰的同伴，自怜、自叹、孤立、怅惘，种种辛酸情绪在两句中流露无遗。
颔联进一步针对。秋莲’的遭遇与严酷的环境作了具体描述，当日盛开的花朵凋谢了，碧绿的叶子枯萎了，正是不堪忍受的“翠减红销”之际。尤有甚者，眼前的环境，江水清凉，月色冷漠，更增添了寒惨凄苦的气息。如果说前两句写了“秋莲”萎顿落寞的状态，那么，这两句则点明造成此种状态的原因是大自然消长生杀的基本规律所致，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
颈联笔意转深，谓“秋莲”虽已落尽铅华，却欲留得青青莲房，以保持美好的“晚节”；不料白露寒霜中吹来了凛冽秋风，连这一颗微小的秋实也将被横扫净尽。显然无论往日的花开得何等鲜艳，无论它的本质何等洁美，在严酷的季节，面临无情的风霜，“秋莲”被摧残而衰亡的命运是不可逃脱的。
至此，这三联六句，字面上是句句写“秋莲”，但实际上却是处处写诗人自己。联系刘因的身世，他是南宋入元的遗民，作为元初的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他在不少诗作中表露了对宋朝的追忆和怀恋、对当代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对自己坎坷遭遇的感伤。这首诗正是以象征的手法，借咏“秋莲”来寄托感慨，诗中所写“秋莲”的一切情状都暗示着诗人自身的遭遇。因此，尾联两句，便明确点出世道、人生的盛衰变化，在自己眼中依然历历分明，还是聊且逍遥自乐，不要令小船上的酒杯空着。于愁闷之时想到了酒，希望在“醉乡”中逃避现实、自我完善，这是古代历遭磨难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常常采用的一种“解脱”手段；就诗歌作品中的此类内容而论，所造成的感情韵味，则宛如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这首律诗以四分之三的笔墨吟咏秋莲，笔触细腻入微，既写了此花在特定环境下的形态、香气、色泽、花实，又写了江、月、风、露等与之同时并存的自然景物。其中以“瘦影亭亭”对“淡香杏杏”、“翠减红销”对“江清月冷”（此为句中对）。“青房全晚节”对“白露已秋风”，均见工巧贴切，独开新意。至于末两句的抒情，可谓真挚沉痛，寓旨幽深，为读者留下了品味回思的余地。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