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贝叶书简称贝书,佛经之泛称。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叶经水沤后代纸,用以写佛经,故名。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转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意思是说:佛家遗言值得深思,修养本性怎能圆熟?“冀可”是希望能够的意思。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联系诗人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的辩论就更清楚了。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诗人自以为对佛教的精义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领会,殊不知结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济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传宗教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工具;而他自己最终也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末六句承上文“闲”字而来,抒发诗人对寺院清净幽闲的景物的流连赏玩,到了忘言的境界。这里也写了二层意思:前四句写景,后二句抒情。先看前四句:“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意谓超师寺院何其幽静,苔色青青连着翠竹。旭日东升晨雾滋润,梳洗青松涂以膏沐。“道人”实指“超师”,“庭宇”呼应“东斋”,既言“步出”则寺院环境尽收眼内,一个“静”字总括了它的幽静无声和诗人的闲适心境。是景物之静,也是诗人内心之静。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绿,又从色调上渲染了这环境的葱茏幽深。“日出”照应“晨”,紧扣题目,再次点明时间。旭日冉冉,雾露濛濛,青松经雾露滋润后仿佛象人经过梳洗、上过油脂一样。这是用拟人法写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进一步写环境的清新。这就使读者体会到诗人通过优美宁静的寺院之景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这是“闲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静谧清幽之景,抒发的是“闲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旷达之情。再看结尾二句:“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意思谓宁静冲淡难以言说,悟道之乐心满意足。诗人触景生情,直抒胸臆,看来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经道破,又觉意味更深一层。它既与前面的景物相连,写出“闲人”欣喜愉悦而又多少带点落寞孤寂的韵味;又与前面的读“经”相呼应,诗人自认为是精通了禅经三昧,与当时的佞佛者大相径庭,其悟道之乐自然心满意足了。这就又透露出诗人卑视尘俗、讽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而这两者——情景与读经,前后呼应,融为一体。诗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进自己主观的“禅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从章法上看,全诗自晨起读经始,至末以日出赏景惮悟终,浑然无痕,相映成趣。读完此诗,姑且抛开诗人对佛经所持的错误态度不论,不能不为诗人的于逆境中读经养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脱尘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适的复杂心境所感动,从而进到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幽深寂静的艺术境界中去。诗中有禅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浓郁。
此诗的前半写刘蕡冤谪而死。诗先不写自己的看法,而是从引述旁人的议论落笔。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言“中兴”而遭“冤谪”,可见蒙冤之深,难怪路人也在为之不平了。诗人借路人之口谈论冤谪,当然比直说更加有力。这不但表现了人们对刘蕡的同情和敬重,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宦官诬陷刘蕡的痛恨,对朝廷软弱昏庸的谴责。
下面两句接着引贾谊与公孙弘两个历史人物,写诗人对刘蕡之死的痛惜。两句是说:空自听说昔年贾谊被召回朝廷,刘蕡却被远谪柳州,客死异乡,不可能像公孙弘那样再次被举,受到重用了。此联用典妥帖,何焯特别称第四句“最为精切”(《李义山诗集辑评》)。“空闻”、“不待”二语,顿挫有力,透出诗人深感怅惋痛惜之情。
诗人视刘蕡为“师友”,而他竟死于冤屈,不能不使诗人伤心痛哭。五、六两句,即扣住题面,写诗人痛哭情状。刘蕡最后似死在浔阳(今江西九江)。诗人是在长安作此诗的。遥隔大江,只有频频回首南望,望空洒泪;天高难问,沉冤难诉,死不复生,惟有捶胸痛哭。长恸之后,痛定思痛,诗人回想起一年前与刘蕡在黄陵(山名,在今湖南湘阴)相别的最后一面。那时,正当刘蕡冤谪柳州,天空阴暗,春雪凄寒。结尾两句不但烘托着二人相别时的悲凄心情,且与诗人写此诗时悲痛欲绝的心境亦融为一体,留下不尽的哀思。纪昀说:“逆挽作收,结法甚好。”(《李义山诗集辑评》)
这首诗,整篇都浸透着诗人的泪水,贯穿着一个“哭”字:始则是呜咽悲泣,随后是放声痛哭,继而是仰天悲号,最后则又变为抽噎饮泣。读完全诗,仿佛诗人的哭声还萦绕在耳际。写法上,诗人把叙述、议论、抒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前面四句全是叙述、议论,但叙述中含着很强的抒情色彩。后面四句抒情,而结联于抒情中又含着叙述成分。如果全是叙述和议论,容易干枯乏味;如纯用抒情,又与引诗所写的具体内容不太相合,难于写出刘蕡的沉冤。此诗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使公义私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而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这首词的上片写作者感怀亡国的愁恨和梦回故国的痛苦。
起首二句由悲叹、感慨而入,用直白的方式抒发胸中的无限愁恨。“人生”句是一种感叹,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抽象概括,既是说自己,也是说众生,其“愁恨”自有一番别样的滋味,“愁”是自哀,也是自怜,是自己囚居生活的无奈心情:“恨”是自伤,也是自悔,是自己亡国之后的无限追悔。也正因有如此“愁恨”,作者才“销魂独我情何限”,而句中“独我”语气透切,词意更进,表现了作者深切体会的一种特殊的悲哀和绝望。正如俞陛云《南唐二主词集述评》中所云:“起句用翻笔,明知难免而自我销魂,愈觉埋愁之无地。”第三句“故国梦重归”是把前两句关于愁恨的感慨进一步的具体化和个人化。李煜作为亡国之君,自然对自己的故国有不可割舍的情感,所以定会朝思夜想。可是事非昨日,人非当年,过去的欢乐和荣华只能在梦中重现,而这种重现带给作者却只能是悲愁无限、哀情不已,所以一觉醒来,感慨万千、双泪难禁。“觉来双泪垂”不仅是故国重游的愁思万端,而且还有现实情境的孤苦无奈,其中今昔对比,抚今追昔,反差巨大,情绪也更复杂。
词的下片续写作者往日成空、人生如梦的感伤和悲哀。
“高楼谁与上”是无人与上,也是高楼无人之意,进一步点明作者的困苦环境和孤独心情。所谓登高望远,作者是借登高以远眺故国、追忆故乡。故国不可见,即便可见也已不是当年之国,故乡不可回,此恨此情只能用回忆来寄托。所以作者的一句“长记秋晴望”,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鸣。现实中的无奈总让人有一种空虚无着落之感,人生的苦痛也总给人一种不堪回首的刺激,作者才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的感慨。在现实中,“往事”真的“成空”。但这种现实却是作者最不愿看到的,他希望这现实同样是一场梦。“如一梦”不是作者的清醒,而是作者的迷惘,这种迷惘中有太多的无奈,以此作结,突显全词的意境。
全词以“梦”为中心,集中写“空”,笔意直白,用心挚真。全词八句,句句如白话入诗,以歌代哭,不事雕琢,用情挚切。全词有感慨,有追忆,有无奈,有悲苦,这一切因其情真意深而感人不浅,同时也因其自然流露而愈显其曲致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