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内容赞扬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展示了军阀必趋灭亡的下场。
“血沃中原肥劲草”，是说军阀杀害人民的鲜血灌溉了祖国大地，先烈们壮烈牺牲的精神培育了广大人民，使他们成长为劲草般的坚强战士。“血沃中原”，揭露了军阀屠杀政策的残酷程度，使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洒遍了中国原野。当时，在国民政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共政策下，仅雨花台一处被害的革命者就有二十万左右。“肥劲草’’，比喻革命力量在鲜血灌溉的土地上成长壮大。一个“肥”字突出了革命力量壮大的声势。这一句点出了革命力量是剿不尽、杀不绝的，军阀的屠杀、“围剿”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加速他们的灭亡。
“寒凝大地发春华”，是说大地虽然一片冰寒，但只要春天一到，烈士播下的种子就会怒放出复仇的春花。“寒凝大地”，主要是写国民政府在国统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使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象严寒禁锢着大地，没有一点生气。“发春华”，不仅是对当时英勇作战的革命文艺战士的高度赞扬，也是鲁迅坚信革命必胜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一个“发”字，描写出革命文艺不可阻挡的发展形势，正如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这一句是诗人的预言，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辉前景。
“英雄多故谋夫病”，直接写国民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他们多方借故，称病离职，丑态百出。在日寇压境的局势下，国民政府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整天忙于派系争斗。他们或因失势，或因分赃不匀，忽而出现在幕前，忽而退居于幕后，这一句是国民政府政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分崩离析的真实写照，既写出了他们内部斗争的丑象，又反映了他们在抗日前笼络人心的拙劣表演。
“泪洒崇陵噪暮鸦”，承接上句，这帮“英雄”、“谋夫”们并不想“合作”、“抗日”，他们貌合神离，暗斗不休。“噪暮鸦”点出了国民政府内部吵吵嚷嚷，恰似黄昏时分一群乱叫的乌鸦，暗示国民政府统治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句揭露了国民政府色厉内荏的纸老虎本质，揭示了国民政府政权摇摇欲坠的必然趋势。
此诗热情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坚韧不拔的对敌斗争精神，愤怒地控诉了国民政府消极抗日反革命“围剿”的罪行，揭露了国民政府的虚弱本质与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展示了革命势力的锦绣前程，指出了他们统治的崩溃局势。
此诗一题《和张仆射塞下曲》。诗共六首，分别写发号施令、射猎破敌、奏凯庆功等等军营生活。语多赞美之意。此作为第一首，歌咏边塞景物，描写将军发号时的壮观场面。
前两句用严整的对仗，精心刻划出将军威猛而又矫健的形象。“鹫翎金仆姑”，是写将军的佩箭。“金仆姑”，箭名，《左传》：“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箭用金做成，可见其坚锐。并且用一种大型猛禽“鹫”的羽毛（“翎”）来做箭羽，既美观好看，发射起来又迅疾有力，威力无穷。“燕尾绣蝥弧”，是写将军手执的旗帜。“绣蝥弧”，一种军中用作指挥的旗帜，《左传》：“颖考叔取郑之旗蝥弧以先登。”这种象燕子尾巴形状的指挥旗，是绣制而成的，在将军手中显得十分精美。这两句没有直接写将军的形貌，只是从他身上惹人注目的佩箭、旗帜落笔，而将军的矫健身影已经屹立在读者面前。诗中特意指出勇猛的“鹫”和轻捷的“燕”这两种飞禽，借以象征人物的精神状态。通过这两句的描写、衬托，一位威武而又精明干练的军事将领的形象，跃然纸上。
后两句写发布新令。将军岿然独立，只将指挥令旗轻轻一扬，那肃立在他面前的千营军士，就齐声发出呼喊，雄壮的呐喊之声响彻云天、震动四野，显示出了豪壮的军威。“独立”二字，使前两句中已经出现的将军形象更加挺拔、高大，并且与后面的“千营”形成极为悬殊的数字对比，以表明将军带兵之多，军事地位之显要，进一步刻划了威武形象。那令旗轻轻一扬，就“千营共一呼”，在整齐而雄壮的呐喊声中，“千营”而“一”，充分体现出军队纪律的严明，以及将军平时对军队的严格训练，显示出了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战斗力。这一句看似平平叙述，但却笔力千钧，使这位将军的形象更为丰满突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五言绝句中，像这首诗这样描写场面如此壮阔，声势如此浩大的作品，并不多见。前两句对仗工整，在严整中收敛力量；后两句改为散句，将内敛的力量忽然一放，气势不禁奔涌而出。这一敛一放，在极少的文字中，包孕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