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王举之写给胡存善的曲子,充满对胡存善才华和人品的赞美。首句以问语提起,以下皆答话。“蛤蜊风致”,正是对胡作及散曲风格的总结;二、三句赞其天资与学问;四至六句鼎足对,赞其人品与作品,以“轻盈”概之;七至九句赞其作品语言自然,俗中有雅;末二句赞其名气。全曲词语清丽,笔墨简洁,情感真挚。
“问蛤蜊风致何如”作者在此以“蛤蜊风致”喻指胡存善散曲的风格。首句以问语提起,既显得生动活泼,轻松亲切,也暗含作者对胡存善的散曲风格表示赞赏。
“秀出乾坤,功在诗书”两句是作者对胡存善的学识和曲风进行赞美。“秀出乾坤”是指胡存善天资聪慧,出类拔萃,吸收天地乾坤之灵气,涵养颇高。而他拥有如此好素质的原因是“功在诗书”。“功在诗书”不仅体现出胡存善的满腹经纶,而且也暗示了他十分勤奋。
“云叶轻盈,灵华纤腻,人在清癯”这几句作者重在夸赞胡存善的散曲风格。作者把胡的元曲比作树上的叶子、美妙的花朵、清癯的人在。这三句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比喻胡存善的散曲风格,形象而又生动。当然,这几句也并不仅仅是指胡存善的散曲风格,也是其人格的表现。在作者看来,胡存善脱俗,有灵气,精神干练。
“采燕赵天然丽语,拾姚卢肘后明珠,绝妙功夫”这几句写胡存善善于吸收大家们的精华,学习各地散曲的特点,集各家之所长。这里提到“燕赵”“姚卢”,把散曲兴盛之地和散曲之名家与胡存善相提并论,也是赞扬胡存善学习他人的精华长处,所以才有了现在能写大俗大雅这样不同散曲风格的“绝妙功夫”。
紧接上句而来,胡存善“家住西湖,名播东都”。他住处在西湖,却盛名远扬。这里暗用了“洛阳纸贵”的典故,作者在此化用典故,是为了突出赞美胡存善的才华。
吴大帝孙权葬蒋陵,亦称孙陵,在今南京市东北钟山(亦称蒋山)南麓。此诗系作者行经蒋陵凭吊吴亡而作。
吴末帝孙皓肆行暴虐,直弄得国将不国。公元265年(甘露元年)徙都武昌,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公元266年(宝鼎元年)又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十二月,又还都建业。据《汉晋春秋》载:“初望气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以厌前气。”(《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这就是诗开头所说的:“昔在零陵厌,神器若无依。”“神器”者,帝位也,政权也。吴国的统治岌岌可危,孙皓的帝位摇摇欲坠。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吴国开基创业时的情形。想当年,汉室陵夷,群雄逐鹿,捷足先登,遂成三国鼎立之势。“掎鹿”,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汉书·叙传上》也说:“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颜师古注:“掎,偏持其足也。”《汉书·蒯通传》更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后遂以“逐鹿”喻争帝位、争天下。“逐兔”,同“逐鹿”。《后汉书·袁绍传》引沮授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要争得天下,就必须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就是所谓的“逐兔争先捷,掎鹿竞因机”。而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斗争中,孙坚父子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业,猛锐冠世,志陵中夏,被封为吴侯,割据江东。但大业未就,即遇刺身亡,年仅二十六岁。孙策临死时,将弟弟孙权叫到跟前,对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吴志·孙策传》)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洪规远略,砥砺奋发,“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陆机《辨亡论上》)三国鼎立,孙吴居一,而孙权就谋略功业而言,实远胜刘备。“伯道”,即霸道。“呼吸”、“叱咤”,极力形容孙氏父子的英姿雄风。《易·革》云:“君子豹变,其文蔚也。”疏曰:“上六居革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缛。”豹变之略,虎视之威,正是对“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谋的赞词。“坐断东南”的孙权,以他的雄才大略,北拒曹魏南下之师,西挫蜀汉东犯之众,使两方都不敢小视东吴。据史载,公元222年(黄武元年),刘备率师伐吴,东吴大将陆逊率军迎敌,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大破之,临阵所斩及招
降俘虏蜀兵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最后绝命于永安宫。“长蛇衄巴汉”即指此。“长蛇”,有谓指吴而言,并引《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为证,其实不然。这里的“长蛇”,非指吴,而是指蜀汉。陆机《辨亡论下》云:“故刘氏之伐,陆公(逊)喻之长蛇,其势然也。”可以为证。“骥马绝淮淝”,则指曹魏而言。据史载,公元224年(黄武三年)旧历九月,“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云:“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至于江乘,车以木桢,衣以苇席,加采饰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所以陆机说:“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摧锋,势衄财匮,而吴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峙而立。”(《辨亡论上》)孙权不愧为聪明仁智雄略之英主,在他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吴国逐渐强大。所谓“交战无内御”,即指内部团结一致对外而言;所谓“重门岂外扉”,即指吴国疆土广大而言。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以上十六句,历述吴之盛衰兴亡,不啻一篇《辨亡论》,故偏重史实的叙述。此下十句,则就吴亡抒发个人的感慨。作者行经孙氏陵,距离吴亡已二百多年,年深日久,风蚀雨淋,墓碑上的文字已被苔藓侵蚀得难以辨认,荆棘丛生,几至吴大帝陵的位置也难以确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只有飞莺在山间悲鸣,淡月在空中残照,陵墓中的一切陪葬品大概已不复存在了。念昔日之叱咤江左,睹今日之寂寞荒凉,不能不使人伤感。吴汝纶说:“此殆伤齐亡之作,黍离麦秀之思也。”(《古诗钞》卷五)其实,凭今吊古伤心泪,不必定指哪一家。前事之失,后事之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苟能如此,亦已足矣!
此词抒写了对扬州的怀念,也透露了对仕宦生活的厌倦。上片着意描写扬州的风景名胜,令人神往。下片抒写对重返扬州的生活展望。全词平易浅近而内涵丰富,感情真挚,颇具特色。
口语化而又典雅的文字的塑造,往往需要一定的雅醉。这样,在醒醉之中方能一吐快绪。性情自然而生,笔下文字在情感的催促下静静流露。《满江红·思家》读起来让人感觉十分亲切和畅快。
“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人世终究没有将我忘怀,如此眷恋于我,此时感知自己是如此的重要。在劳累之余,似乎不仅眼睛一热,要哭一下鼻子的。冷漠的社会,该对自己敞开心扉。过好自己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不管金窝银窝,还是最喜自己的草窝。只要自己生活得开心,过个自由自在的生活,便不去追逐那些轻浮的感觉,为俗事所累。
首句点出贬地之远,正符合诗人初到柳州的心境。本以为在永州十年等待而来的诏返,可以让自己再展宏图,未想到反被迁往更加远离中原的南荒之地,所以“趣绝”、“孤城”、“千万峰”,组合成叠相交加的荒远、隔高的空间意象,反映了他最直觉最敏锐的心理感受,处于这样的荒山远岭中,即使身为地方刺史,也如同被抛弃,于是,其寂寞之情随笔福来:“空斋不语坐高舂”,一“空”、一“不语”,直陈孤独之况。接下来写官事冷清、环境险恶,进一步铺叙其寂寞、忧恐之情。在荒州为官,穷极无聊,印不用而生绿、砚长不磨而生尘,已见常寂难耐,而环顾山水,又常有异鸟、怪物出没在视野里,其忧惧之情可以想像。最后两句寄塑对方,希望得到关心理解,诗人意谓:“丈人您是个清心寡欲的高士,可我不若您之机事尽忘,优游自适,您大概会想到我这个远谪绝域之人一年来憔悴成什么样子了吧。”言外极其孤独,极其苍凉。
柳宗元七律大多作于柳州,虽不多,但情感皆哀而酸楚,艺术亦精绝工致。此诗起句引出寂寞之情,中间展开具体景况铺写,结句画龙点晴,以“憔悴容”回照全篇,结构可谓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