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天子而成为阶下囚,昔日的荣华富贵,转眼烟云,心中自然充满了感伤。这首诗写得凄切哀苦。从诗中“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这样破败不堪的场面,我们很容易理解他会回忆起千门万户,美轮美奂的皇宫,一呼百应,炊金馔玉的生活,眼前境地越是恶劣,越能令人体会到他的苦闷。后两句回首故国,恨无寄书人,包括了无数的对往事的困惑、迷恋及深切的悲慨。“三千里”极言其远,“目断天南”很具体地刻绘出自己满怀的愁怨。他想捎信说些什么呢?是希望故臣来解救,是向亲属们诉苦,还是对自己在位时荒淫无道酿成国变而忏悔,诗中没有明说,读者可以自己去揣测。
读赵佶这首绝句,很容易使人想到南唐后主李煜的两首词,都是皇帝被俘的悲叹。一首是《虞美人》,写于被俘后,寄托亡国之痛,今昔之悲,上片云:“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也是见景起兴,思念故国,与赵佶诗内容景物不同,中心意思完全一样。另一首是《浪淘沙》,写亡国后一夜听雨睡不着,愁思纷至沓来,因以词表示哀怨。词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词以曲折的笔墨表达自己的痛苦,正可用来注释赵佶写这首绝句时的种种感受。
宋徽宗是著名的书画家,诗词也写得不错,可惜他治国的本领远远比不上他文学艺术的素养,在位时任用奸邪,坐失江山。这首诗写得低沉凄迷,令人感动,但他的处境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人同情。无独有偶,大约过了一百五十年左右,南宋恭帝赵㬎(xiǎn)也步上了宋徽宗的老路,被元人俘到大都;他也作了一首诗,怀念故国,悲伤凄黯,诗说:“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借梅花写失国之恨。历史的巧合令人沉思,正合了杜牧《阿房宫赋》中的一句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五。下面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松林先生对此诗是赏析。
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召铺宫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这首诗,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买花处所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从而触发了他的灵感,完成了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全诗分两大段。“人人迷不悟”以上十四句,写京城贵游买花;以下六句,写田舍翁看买花。
京城的春季将要过去,大街小巷来来往往奔驰着喧闹不已的车马。都说是牡丹盛开的时节,呼朋引伴、争先恐后地赶去买花。一开头用“帝城”点地点,用“春欲暮”点时间。“春欲暮”之时,农村中青黄不接,农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长安城中,却“喧喧车马度”,忙于“买花”。“喧喧”,属于听觉:“车马度”,属于视觉。以“喧喧”状“车马度”,其男颠女狂、笑语欢呼的情景与车马杂沓、填街咽巷的画面同时展现,真可谓声态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是对“喧喧”的补充描写。借车中马上人同声相告的“喧喧”之声点题,用笔相当灵妙。
这四句写“买花去”的场面,为下面写以高价买花与精心移花作好了铺垫。接着便是这些驱车走马的富贵闲人为买花、移花而挥金如土。“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戋戋”,委积貌,形容二十五匹帛堆积起来的庞大体积。古代以五匹为一束。“五束素”,即二十五匹帛。《新唐书·食货志》:“自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当时正行“两税法”,一匹绢为三千二百,那么“五束素”便为钱八万。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竟售价八万,其昂贵的确惊人。那么“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其珍惜无异珠宝,也就不言而喻了。
家家以弄花为习俗,人人执迷不悟。以上只作客观描绘,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仍有待于进一步点明。白居易的有些讽谕诗,往往在结尾抽象地讲道理、发议论。这首诗却避免了这种情况。当他目睹这些狂热的买花者挥金如土,发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时,忽然发现了一位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看见他在“低头”,听见他在“长叹”。这种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在热闹喧哗的买花场景中,诗人不失时机地摄下了“低头独长叹”的特写镜头,并以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从“低头”的表情与“长叹”的声音中挖掘出全部潜台词:仅仅买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揭示了当时社会“富贵闲人一束花,十户田家一年粮”的贫富差距。最后这一警句使读者恍然大“悟”:那位看买花的“田舍翁”,倒是买花钱的实际负担者!推而广之,这些“高贵”的买花者,衣食住行,都是来源于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赋税”。诗人借助“田舍翁”的一声“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谱写人民的心声,这是十分可贵的。
作品大意写浪迹江湖的诗人,在秋风萧瑟的时节与一位少年相遇。彼此情味相投,但只片刻幸会,随即就分手了。诗人选择相逢又相别的瞬间场面来表现“客恨”,自然地流露出无限的离恨别情,给人以颇深的艺术感染。
诗中的“客恨”不是一般的离愁别恨。这首小诗是借客游抒写作者落拓江湖的“不遇”之感。
客游他乡,忽遇友人,本当使人高兴,但由于彼此同有沦落江湖、政治失意之感,故觉颇多苦恨。尤其在这金风起浪、落叶萧萧的秋天,更容易触动游子的愁肠了。“秋风叶下洞庭波”,是化用《楚辞》“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诗句,描绘南方萧索的秋色,借以渲染“客恨”,并非实指。和下文的“夜别淮阴市”一样,都是借意。
诗的前半融情入景,“客恨”的含意还比较含蓄。后半借酒消愁,意思就显露得多了。“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淮阴市”,固然点出话别地点,但主要用意还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块垒。这里是暗用淮阴侯韩信的故事。韩信年少未得志时,曾乞食漂母,受辱胯下,贻笑于淮阴一市。而后来却征战沙场,成为西汉百万军中的统帅。温庭筠也是才华出众,素有大志,但因其恃才傲物,终不为世用,只落得身世飘零,颇似少年韩信。故“酒酣夜别淮阴市”句,正寓有以韩信的襟抱期待自己,向昨天的耻辱告别之意。所以最后在高楼对明月,他和少年知音放歌一曲,以壮志共勉,正表达了一种豪放不羁的情怀。
这首诗善于用典寄托怀抱,且不着痕迹,自然地与写景叙事融为一体,因景见情,含蓄隽永。暗用韩信故事来自述怀抱之后,便引出“月照高楼一曲歌”的壮志豪情。“月照高楼”明写分别地点,是景语,也是情语。四个字点染了高歌而别的背景,展现着一种壮丽明朗的景色。它不同于“月上柳梢”的缠绵,也有别于“晓风残月”的悲凉,而是和慷慨高歌的情调相吻合,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豪气。这正是诗人壮志情怀的写照。诗贵有真情。温庭筠多纤丽藻饰之作,而此篇却以峻拔爽朗的面目独标一格,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