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首词中作者通过对农村景象的描绘，反映出他的主观感情，并非只在纯客观地作叙述描写。
上阕头两句，写这个五口之家，有一所矮小的茅草房屋、紧靠着房屋有一条流水淙淙、清澈照人的小溪。溪边长满了碧绿的青草。在这里，作者只用了淡淡的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出来了。不难看出，这两句在全首词中，还兼有点明环境和地点的使命。
三四两句，描写了一对满头白发的翁媪，亲热地坐在一起 ，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优闲自得的画面，这几句尽管写得很平淡，但是，它却把一对白发翁媪，乘着酒意，彼此“媚好 ”，亲密无间，那种和谐、温暖、惬意的老年夫妻的幸福生活，形象地再现出来了。
这就是无奇之中的奇妙之笔。当然，这里并不仅仅是限于这对翁媪的生活，它概括了农村普遍的老年夫妻生活乐趣，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吴音”，指吴地的地方话。作者写这首词时，是在江西上饶，此地，春秋时代属于吴国。“媪”，是对老年妇女的代称。
下片写大儿子担负着溪东豆地里锄草的重担。二儿子年纪尚小，只能做点辅助劳动，所以在家里编织鸡笼。三儿子不懂世事，只知任意地调皮玩耍，看他趴在溪边剥莲蓬吃的神态。这说明农村中绝大多数并非坐以待食、不劳而获的闲人，即使是未成丁的孩子也要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则成年人的辛苦勤奋可想而知。“卧”字确实使用最妙， 它把小儿趴在溪边剥莲蓬吃的天真、活泼、顽皮的劲儿，和盘托出，跃然纸上， 从而使人物形象鲜明，意境耐人寻味。表现出只有老人和尚无劳动力的年龄最小的孩子，才悠然自得其乐。作者用了侧笔反衬手法，反映农村生活中一个恬静闲适的侧面，却给读者留下了大幅度的想象补充余地。这与作者的一首《鹧鸪天》的结尾，所谓“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正是同一机杼，从艺术效果看，也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写景方面，茅檐、小溪、青草，这本来是农村中司空见惯的东西，然而作者把它们组合在一个画面里，却显得格外清新优美。在写人方面，翁媪饮酒聊天，大儿锄草，中儿编鸡笼，小儿卧剥莲蓬。通过这样简单的情节安排，就把一片生机勃勃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农村生活，真实地反映出来了，给人一种诗情画意，清新悦目的感觉，这样的构思巧妙、新颖，色彩和谐、鲜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作者对农村清新秀丽 、朴素雅静的环境描写，对翁媪及其三子形象的刻画，表现出词人喜爱农村和平宁静的生活。
这首词 ，是作者晚年遭受议和派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归隐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写的，词作描写农村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并不能说是作者对现实的粉饰。从作者一生始终关心宋朝恢复大业来看，他向往这样的农村生活 ，因而会更加激起他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在远离抗金前线的村庄，这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也是存在的，此作并非是作者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陈风·株林》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揭露陈灵公君臣的荒淫生活，讽刺上层统治者的政治腐败的作品。
此诗之开篇，大抵正当陈灵公及其大臣孔宁、仪行父出行之际。辚辚的车马正喜孜孜驰向夏姬所居的株林，路边的百姓早知陈灵公君臣的隐秘，却故作不知地大声问道：“胡为乎株林（他们到株林干什么去）？”另一些百姓立即心领神会，却又故作神秘地应道：“从夏南（那是去找夏南的吧）！”问者即装作尚未领会其中奥妙，又逼问一句：“匪适株林（不是到株林去）？”应者笑在心里，却又像煞有介事地坚持道：“从夏南（只是去找夏南）！”明明知道陈灵公君臣所干丑事，却佯装不知接连探问，问得也未免太过仔细。明明知道他们此去找的是夏姬，却故为掩饰说找的是“夏南”，答得也未免欲盖弥彰。发问既不知好歹，表现着一种似信还疑的狡黠；应对则极力挣扎，摹拟着做贼心虚的难堪。这样的讽刺笔墨，实在胜于义愤填膺的直揭。它的锋芒，简直能透入这班衣冠禽兽的灵魂。
到了第二章，又换了一副笔墨。辚辚的车马，终于将路人可恶的问答摆脱；遥遥在望的株邑眼看就到，陈灵公君臣总算松了口气。“驾我乘马，说于株野”——这里摹拟的是堂堂国君的口吻，所以连驾车的马，也是颇可夸耀的四匹。到了“株野”就再不需要“从夏南”的伪装，想到马上就有美貌的夏姬相陪，陈灵公能不眉飞色舞地高唱：“说于株野！”“说”，一般均解为“停车解马”，固为确诂。但若从陈灵公此刻的心情看，解为“悦”也不为不可。“说（悦）于株野”，也许更能传达这位放荡之君隐秘不宣的喜悦。“乘我乘驹，朝食于株”——大夫只能驾驹，这自然又是孔宁、仪行父的口吻了。对于陈灵公的隐秘之喜，两位大夫更是心领神会，所以马上笑咪咪凑趣道：“到株野还赶得上朝食解饥呢！”“朝食”在当时常用作隐语，暗指男女间的性爱。那么，它正与“说于株野”一样，又语带双关，成为这班禽兽通淫夏姬的无耻自供了。寥寥四句，恰与首章的矢口否认遥相对应，使这桩欲盖弥彰的丑事，一下变得昭然若揭。妙在用的又是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就不仅使这幕君臣通淫的得意唱和，带有了不知羞耻的自供意味。可见此诗的讽刺笔墨非常犀利。
南宋丞相文天祥抗元失败被杀后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谢翱与其友人登西台祭之，并作此文以记其事。文章以唐代忠烈之臣颜真卿隐喻文天祥，以张巡、颜杲卿在安史之乱中奋力守卫睢阳常山城陷而惨遭杀害隐喻文天祥的英勇就义，通过对文天祥殉国的祭奠哭悼，展现了文天祥义无反顾的爱国之志，表达了作者对民族英雄殉难的悲恸之情。全文寄意幽深，托辞婉曲，为避元朝统治者的文网，用语多隐蔽，但悲哀沉痛、泣血吞声之情，不能自掩。
这是一篇缅怀抗元英雄、高扬民族正气的记叙性散文。文章是文天祥就义多年之后所写，作者情感因长期积淀，历久弥深；加之在元人的高压统治之下，有许多话不敢明言，内心极度压抑，一旦形诸文字，愈觉悲壮动人。在文中，作者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三哭”，来展示这种情感：始哭于姑苏夫差之台，是因为文天祥曾在苏州开府执事，他的临难死节，也在始哭的这一年；继哭于会稽越王之台，因为当年文天祥奉命使元，经过越王台，曾为勾践兴越灭吴事迹而赋诗述志；又哭于子陵之台，表明文天祥对严子陵这位古人高风亮节的无比景仰之情。
谢翱的拜祭是对殉国英雄的哭悼，而且是在元人统治下的元朝哭悼一个反元的宋国将士，这既需要一定的勇气，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哭殉国英雄， 其实质是在哭已亡的故国。所以，谢翱的哭悼，自有他的为时为地为环境所限的特色。谢翱的恸哭基本上是无法出声，是尽量避免让外人听到，是自己的心灵在独自泣血。元朝建立后，统治大网铺天盖地，统治者对民众防范甚严，以防故国人民起反抗之心。就在谢翱在西台对文天祥进行哭悼时，“适有逻舟之过也”，可见形势之险恶。险象环生的环境决定了文章行文上的扑朔迷离，出语时的欲说还休。被奠者为谁，并不明示，而托名为唐宰相鲁国公颜真卿，通篇以无特指的“公”指代，绝不提文天祥的名字；同往西台者为谁，也不明示，而只是以甲、乙、丙代替。愈是扑朔迷离，愈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切绵长。所以，谢翱的拜祭基本上是对形式竭尽完备之能事，而且对整个拜祭过程述说得极为细致，如哭悼分祭前、祭中、祭后三个层次，祭前又可分邀约和探路两个小层次。
“先是一日”，即与友人邀约，不是暂时凑和，以表悼祭专诚；当天在风雨凄厉中先行探路，以备不测，在“毁垣枯甃，如入墟墓”中确证无元兵出入，“还，与榜人治祭具”，一个“还”字充分体现了拜祭者的心机缜密细致。然后进入正式的哭祭过程的描写，文词简略而又情浓意切。号恸再三， 跪拜有二，极备祭礼之程序。念及故人，念及自己，念及故国，“眷焉若失”、“泣拜不止”， 感情达到了悲怆的地步。而此时，就感到“有云从南方来”，仿佛阴云有意，万物同悼，越发让人感觉到情之深、意之浓。而“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魂，则是悲怆到了欲绝的地步。竹石都碎了，殉国英雄也玉石俱焚，现实让人无可奈何，绝望到了无所希望。“榜人”的惊问和“移榜中流”的建议，构现出险象环生的环境。两次风雪描述，渲染了氛围，景中传情，表现了作者凄冷的悲心。薄暮舟中赋诗，夜复赋诗，又凡两次，则以诗情添浓了文情。奠后四人相别交代一笔不苟，但“与丙独归”，具体归处，又显得吞吐迷茫。行文之迷茫则折射出时局之险恶。“甲”渡江疑有神助的感觉是心灵的幻觉，反转来透现出哭悼之情的精诚深挚。别后的“甲”书引起作者的悲慨：“呜呼！阮步兵死，空山无哭声且千年矣。”这次西台恸哭正是承响于阮籍。阮籍于晋代魏的险局中，佯狂烂饮，“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迷狂的行为方式包含着悲恸深沉的意识。谢翱正是引阮籍为同调，于千载之前找到自己的知音，表达了一腔愤激情绪。对于“神之助”，作者居于可信可疑之问，但视“兹游亦良伟”，因为这次哭奠祭悼的是民族英灵，作者及其友人又情尽意满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作者试图摹仿司马迁著《季汉月表》，撰《季宋月表》，以示宋亡，正统已绝，再次表现了他强烈的民族立场。尽管血沃中原，腥风四起中，“今人不有知余心”，怀着深深的寂寞感，但放眼未来，“后之人必有知余者”，情绪复归于坚定昂扬。作者对未来仍充满期待。
对文天祥铭心刻骨的悼念和对元统治血腥专制环境的怵惕，这一对巨大矛盾，规定了这篇文章艺术上独特的表现形式，欲言又止，欲吐还休，隐晦曲折。这种“春秋笔法”更有助于表现作者悲恸情绪和民族精神。承题旨之“哭”，数反其言，使人悲不自胜。托名汉唐，隐姓匿名，不书元之年号，唯以甲子称之，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难言隐衷和决不臣服元朝的鲜明立场。行文风格堪称沉郁顿挫，一字三叹，痛泪激溅满纸，铁钩银勒，成就了这篇声泪交并的泣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