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柳永困居东京汴梁时为青楼名妓虫娘所作的一首词,用以表白自己对虫娘的真挚情意,并且向虫娘许下庄重的诺言。虽然柳永踏入仕途后,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终未实践这一诺言,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在作品中如此大胆示爱求偶已属难能可贵了。
词的上片主要回忆了昔日与虫娘的恩爱时光。柳永在词的开始就坦率的承认了对歌妓虫娘的真情实意: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小楼深巷”指的是平康坊曲之所,歌妓们聚居之地。北宋都城开封“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麦梨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至保康门街。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东京梦华录》卷二)。这些坊曲之中身着罗绮、浓妆艳抹的歌妓甚众,但柳永却特别属意于虫娘,因为她是一位温柔俊俏、色艺超群的多情女子。柳永在这里用了一个“最”字,突出了虫娘在其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自然有比虫娘更为风流美貌的,而具有雅态的却极为稀少。“雅态”是虫娘的特质,唐宋以来的一些歌妓,除了有精妙的伎艺之外,还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能吟诗作对。柳词《两同心·嫩脸修蛾》的“偏能做文人谈笑”和《少年游·世间尤物意中人》“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就是表现这种雅态的,它源于品格和志趣的高雅,全不像是风尘中的女子。柳永之所以爱慕虫娘正由于此。歌妓们虽然受制于娼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她们的情感是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柳永由于真正的同情和尊重她们,因而能获得其真情,相互知心。“几回饮散良宵永,鸳衾暖、凤枕香浓”。以往他们曾多次共度良宵,幸福地相聚。“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表达了两人的心愿,也就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同时也写出了两人对这份爱的陶醉、痴迷。
词的下片转写当前,以“近来”二字将词意的发展由往昔转到现实,“云雨忽西东”,说明他们的爱情出现了一些波折,由“诮恼损情悰”看来,波折更多的原因是因虫娘引起的,她又是抱怨,又是烦恼,完全破坏了从前那种欢乐的情怀。从与虫娘“偷期暗会,长是匆匆”的情形来推测,柳永困居京都,已失去经济来源,不可能千金买笑而歌舞场中挥霍了。因而与虫娘的聚会只能偷偷地进行,而且来去匆匆。由此使他希望与虫娘过一种鸾凤和鸣、白头偕老的正常夫妇生活,以结束相会时愁颜相对的难堪场面。“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虫娘匆匆相会时“敛翠啼红”,暗示了他们爱情的不幸。这不幸完全是来自社会方面的原因,很可能是因娼家严禁虫娘与这位落魄词人的来往。在此情形下,词人提出了暂行办法和长远打算。暂行的办法是“眼前时、暂疏欢宴”,疏远一些,以避开各种外界压力。他劝慰虫虫不要忧心忡忡,请相信他的山盟海誓。长远的打算是使虫虫能“作真个宅院”,柳永是真正打算娶虫虫作“宅院”的。只有到了那时,才算是他们的爱情有始有终。至此,整个下片恰当地表达了词人内心复杂的情感,同时又达到了劝慰虫娘的目的。
从这首词可以看出,柳永是抱着一腔真挚的感情,把一位封建社会底层中被侮辱、被损害的歌妓虫娘当成了自己真诚爱慕的对象。虫娘是他落魄无聊的情形下与他相爱的,所以柳永决心一举成名后定来报答她的深情。整首词委婉曲折,真实地再现了柳永当时的心路历程。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描写的是苏辙晚年闲居颍昌时的日常生活情景。在麦收季节,外孙文骥来村里帮助自己收割麦子,苏辙写此诗记录。从诸孙入村帮自己收麦写起,写出久雨忽晴、宜事农桑的喜悦。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这首诗表现了作者看到农村劳作和收获的快乐。结合苏辙晚年的遭遇(因为遭受政治上的禁锢,成为朝廷监管的对象,苏辙被迫选择了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几乎断绝了与官场同僚、朋友的交往,这就使得家庭生活成为他诗歌写作的核心内容),其背后也可能暗含自己早已主动疏离且不关心政治和官场的深意。
诗歌中,“三夜阴霪败场圃,一竿晴日舞比邻”运用了对比手法。连绵阴雨时人们的沮丧,雨过天晴时人们的欢欣,形成对比,表现了农村麦收季节久雨忽晴、宜事农桑的喜悦。诗人把“三夜阴霪”和“一竿晴日”进行对比,用环境陡然变化,来突出外孙入村收麦的急切与喜悦之情。用词生动形象,富有内涵。“三夜”突出了“阴霪”之长,“一竿”突出了“晴日”到来之惊喜,“败”突出了天气给农人带来的失望、忧虑之情,“舞”突出了农人收获时热火朝天的辛勤与喜悦之情。
“急炊大饼偿饥乏,多博村酤劳苦辛。”这句从侧面描写麦收季节繁忙的劳动景象。诗句没有直接描写麦收场景,而是通过家里人忙着做饭、忙着酤酒的场面来间接刻画收麦劳动的艰辛和劳苦,表达了诗人对诸孙的感激之情。
“闭廪归来真了事,赋诗怜汝足精神。”这句写对外孙劳动结束关仓归来后的赞叹,诗人表示要写一首诗表扬对方。语言风趣,充满喜悦,表现了诗人的洒脱情怀与拳拳亲情之乐
现代的读者接触古诗,常常认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名篇很多,而“颂”体诗歌难得佳作。杜甫《洗兵马》是个例外。诗中有句说“词人解撰河清颂”(424—453年期间,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赞美),这首诗本身就可说是热情洋溢的《河清颂》。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的神变开端。唐室在中兴诸将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三句借用以说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所以说“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很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有很多叙述的地方,“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微寓含讽意。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明战争克捷的意思,节奏急促,几乎使读者应接不暇,也犹如带有破竹之势。以下意思略微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结束上面的意思,当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说“清海岱”显得用词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唐肃宗居安思危,勿忘当初“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在欢快的用词中小作波折,而不一味流走,极尽抑扬顿挫的情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开篇“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份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是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接“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写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来对比安史之乱中的叛将,说明叛将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都已经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所以特加表彰,与赞扬“中兴诸将”互为表里。张镐于758年(乾元元年)五月罢相,改任荆王府长史。这里说“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明“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文人们都在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还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困邺城的“淇上健儿”要“归莫懒”,寄托着希望他们早日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他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的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致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甫的诗原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热情奔放中富有顿挫之致,词句清丽而能有苍劲之气,诗句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