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琵琶歌女的外貌和弹琵琶的美妙效果。“罗带双垂画不成”,正面描写琵琶歌女的服饰。“殢人娇态最轻盈”,正面描写琵琶歌女的容貌。“酥胸斜抱天边月”,侧面描写佳人斜抱琵琶的形象。“玉手轻弹水面冰”,侧面描写琵琶歌女的琵琶声,圆润清脆而悦耳,颇有“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滩”(唐代白居易《琵琶行》)的韵味。前三句是从视角着笔的,后一句是从听觉着笔的,感觉挪移,一幅亭亭玉立、窈窕淑静的琵琶歌女,活生生地呈现在人的面前。
下片写琵琶歌女的幽独愁苦情态。“无限事,许多情”,概述了琵琶歌女所面临的“事”“情”的缠绕。“无限”言“事”之多,“许多”言“情”之泛。“四弦丝竹苦丁宁”,回答上面的泛问,“事”“情”之“苦,全反映在“四弦丝竹”的“丁宁”声中。有“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别离四弦声,相思双笛引。”(南朝梁简文帝《生别离》)之意,一个“苦”字将琵琶歌女的愁态生动地刻画出来了。“饶君拨尽相思调,待听梧桐落叶声”,为点题之笔。苏轼以此衬托出琵琶歌女的幽独愁苦的情态。
全词,苏轼运用描写与烘托的笔法,写了一位相思愁苦的琵琶歌女。“酥胸斜抱天边月,玉手轻弹水面冰”这一联句特别美,特写了琵琶歌女的侧面倩影,特写了琵琶歌女弹拨琵琶所发出的“水面冰”声。平仄得当,对仗工整,颇富现代蒙太奇表现的韵律美。最后的“梧桐落叶声”与“缺月挂疏桐”(《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似乎为巧合的文笔。前者以声写人,后者以形写人,都是为了刻画“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歌女形象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一首拟古乐府诗。《白头吟》是汉乐府相和歌楚调曲旧题,古辞写一个女子向遗弃她的情人表示决绝。刘希夷这首诗则从女子写到老翁,咏叹青春易逝、富贵无常。构思独创,抒情宛转,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艺术性较高,在初唐即受推崇,历来传为名篇。
诗的前半写洛阳女子感伤落花,抒发人生短促、红颜易老的感慨;后半写白头老翁遭遇沦落,抒发世事变迁、富贵无常的感慨,以“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总结全篇意旨。在前后的过渡,以“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二句,点出红颜女子的未来不免是白头老翁的今日,白头老翁的往昔实即是红颜女子的今日。诗人把红颜女子和白头老翁的具体命运加以典型化,表现出这是一大群处于封建社会下层的男女老少的共同命运,因而提出应该同病相怜,具有“醒世”的作用。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诗的开头两句,描绘洛阳城东暮春景色。洛阳是唐代的东都,十分繁华;繁华的都市盛开着艳丽的鲜花,满城春色,生气勃勃,令人心醉神往。然而时光易逝,此时的洛阳已是落花季节,桃李纷飞,不知飘向何处。这两句是诗的起兴。下文表达的对大好春光、妙龄红颜的憧憬和留恋,对桃李花落、青春易逝的感伤和惋惜,都是由此生发开来的。
“洛阳女儿惜颜色”以下十句,写年轻的洛阳女儿面对漫天飞舞的落花生出无限感慨。洛阳女儿所感伤的,实际上是由大自然的变化而联想到美的短暂和人的生命的有限。“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表现的是因为春光的流逝而感叹红颜易老、生命无常的心理。“松柏摧为薪”句,出自《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桑田变成海”,指陆地变成海洋,典出《神仙传·麻姑》:“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这两句运用比喻,形象地表现世事变化很大。“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则揭示人生易逝、宇宙永恒的客观规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以优美、流畅、工整的对句集中地表现青春易老世事无常的感叹,富于诗的意境,且具有哲理性,历来广为传诵。
“寄言全盛红颜子”以下十句,概括叙述白头翁一生的经历。白头老翁曾是一个美貌少年,从前他也常和公子王孙一起,在树下花前歌舞游乐。“光禄池台文锦绣”两句,以历史上权臣贵戚的豪华奢侈,表现白头翁曾经历过的一段富贵生活。然而,一旦生病衰老,就无人理睬,三春行乐只好让给别人了。这一段通过描写白头翁从红颜到老病、从游乐到孤苦的生活,不仅表示了诗人对青春红颜、清歌妙舞的眷恋、向往,对垂老白头翁的怜悯、同情,同时进一步抒发了对美的短暂和生命的有限的感慨,从而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和哲理性。
结尾四句点明主旨,收束全诗。“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两句感叹美貌的少女转眼之间将化作白发的老妇,惋惜青春难驻。“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两句,一切都如同过眼云烟,迅速消失了!往日繁华热闹的游乐场所,如今只有几只离群的鸟雀在清冷的暮蔼中发出几声凄苦的悲鸣。末句的最后一个“悲”字,是此诗的基调。
诗的前半首化自东汉宋子侯的乐府歌辞《董娇娆》,但经过刘希夷的再创作,更为概括典型。作为前半的结语,“年年岁岁”二句是精警的名句,它比喻精当,语言精粹,令人警省。“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的颠倒重复,不仅排沓回荡,音韵优美,更在于强调了时光流逝的无情事实和听天由命的无奈情绪,真实动情。“花相似”、“人不同”的形象比喻,突出了花卉盛衰有时而人生青春不再的对比,耐人寻味。结合后半写白头老翁的遭遇,可以体会到,诗人不用“女子”和“春花”对比,而用泛指名词“人”和“花”对比,不仅是由于七言诗字数的限制,更由于要包括所有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可怜人,其中也包括了诗人自己。也许,因此产生了不少关于这诗的附会传说。如《大唐新语》《本事诗》所云:诗人自己也觉得这两句诗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即所谓“诗谶”,一年后,诗人果然被害,应了所谓“诗谶”的说法。这类无稽之谈的产生与流传,既反映人们爱惜诗人的才华,同情他的不幸,也表明这诗情调也过于伤感了。
此诗融会汉魏歌行、南朝近体及梁、陈宫体的艺术经验,而自成一种清丽婉转的风格。它还汲取乐府诗的叙事间发议论、古诗的以叙事方式抒情的手法,又能巧妙交织运用各种对比,发挥对偶、用典的长处,是这诗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刘希夷生前似未成名,而在死后,孙季良编选《正声集》,“以刘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人所称”(《大唐新语》)。可见他一生遭遇压抑,是他产生消极感伤情绪的思想根源。这诗浓厚的感伤情绪,反映了封建制度束缚戕害人才的事实。
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