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诗篇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作者鲁迅以戏谑的笔法,把麦氏描绘成乘云车的“飞仙”,突然降临,而且携着“灵童”。构成“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的奇异境界。这两句诗,描绘的是麦氏为寻丈夫,突然出现在姚蓬子家的情景。因她是从碧空突然而降的飞仙,所以所带之子,也便为“灵童”。这是取前后形象的一致性,其戏谑的因素也就由此而生。
然而主要的戏谑之笔,还在后两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后两句诗是说,麦氏为寻丈夫穆木天突然来到姚蓬子家,可怜的是这里并没有穆木天,只有姚蓬子,所以还得迎风东奔西逃再去寻找。这是诗篇的本意,但是作者却采取了夸张的写法,使之更增加一层趣味。这里的“天子”是用了《穆天子传》中驾八骏之车往昆仑山会西王母的周天子周穆王的故事。由于麦氏要寻的丈夫是“穆木天”,既同于穆王的穆字,又有“天子”的“天”字,就构成了“天子”。“可怜蓬子非天子”两个“子”字恰好相对,中间加一“非”字自然成章,又合事实,遂成自然佳句。
“逃去逃来吸北风”,解释不一,有说是写蓬子,有说是写麦氏。据锡金先生所说当时的情景,应是写麦氏。锡金说,当时的情况是,麦德广到了姚蓬子家以后,不见穆木天,盲然无措,无处投奔,于是向姚蓬子提出请求,暂住他家,一面再去寻找丈夫。但是姚蓬子没有答应,说他自己还要出去借宿,不能留人。结果麦氏只好再出去奔走,所以才有“逃去逃来吸北风”的描写。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由于诗句是概括的语言,“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顺读下去,似乎“逃去逃来”句的主语是姚蓬子,所以便生歧义。而当时姚蓬子也确有为避战火出去借宿的事。由此歧义,便又引起对“吸北风”的解释。从麦氏来说,找不到穆木天,又不能在姚蓬子家留宿,必然还要出去奔波,在“逃去逃来”之中,自然要喝风了。但从姚蓬子来说,他的外逃借宿也会喝风,况且姚蓬子又长了一对朝天的鼻孔,岂不更要吸风。而从事件本身和整个诗意来看,主要写的是麦德广。诗篇从开始的“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到最后的“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都是以麦氏为主体。诗题虽然是《赠蓬子》,但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却不是姚蓬子。诗的第三句出现“蓬子”二字;在于说明此地只有蓬子,没有天子,而不是去直接写“蓬子”。因而最后“逃去逃来”句,也就与“蓬子”没有关系。
这首诗虽为戏谑,却反映出“一·二八”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生活波荡。围绕这个事件,表现出上海闸北地区的惶乱和不安。
此诗的开头由一“怜”字引出,“不得意”点明“落第”。“况复”二字递进一层,丘为落第正值柳枝又绿的新春,伤心人对满目春光不免倍觉伤神。“柳条青”客字并暗隐送别的场景,灞水岸边,杨柳依依,送别之际,诗人对丘为的怜惜之情也格外强烈了。这一联诗中既有丘为又有诗人自己,其后两联专写丘为。第二联用典。当年苏秦游说秦王,连续上了十次书都未奏效,黄金百斤用尽(《战国策·秦策》)。以苏秦作比,描写丘为只身困于长安、盘资耗尽的窘况;返回时,由于忧愁的煎熬,两鬓又新添了白发。一“尽”、一“新”,两相映照,丘为的凄苦之状与诗人的哀怜之情如在眼前。京都既难以安顿,回家也是孤独一人,生计窘迫。第客联就是对丘为归途形象的描绘:“五湖客亩宅,万里一归人。”这两句是此诗名句,写丘为孤独一人长途返回,太湖畔唯有微薄的家产,生计窘迫。从字句间读者仿佛看到一个步履沉重、心情懊丧的人,低头走向自己的家园,令人产生怜悯的共鸣。此联句与句对仗,同时又句中自对:“五湖”对“客亩宅”,“万里”对“一归人”。结尾一联:“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这里以祢衡借指丘为。《后汉书·文苑传》说祢衡恃才傲物,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融亦深爱其才,“上疏荐之”。唐代武后垂拱二年,设理匦使,以御史中丞与侍御史一人充任,玄宗时改称献纳使。王维曾任右拾遗、殿中侍御使等官职,因此自称“献纳臣”。诗人认为自己明知丘为有才华而不能将他推荐给朝廷,自愧不如孔融,同时于“羞”中寓愤,对于贤才遭弃的黑暗政治表示了愤慨。情绪由怏怏惜别转到深深的内疚,以至于牢骚不平,激昂慷慨。
王维与丘为虽是同辈诗友,但年龄稍长,故诗中语气较为老成。结尾处反用孔融与祢衡的典故,虽是从识贤、荐贤的角度引出,但“知”字与篇首的“怜”字,还是表现了一种长者所特有的口吻。诗写送别,抒发的却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其着重抒发的是对人才的爱惜以及由此引出的对黑暗政治的激愤。全诗从离别写到归程,由近及远;诗情则由哀怜转为羞愤,由浅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