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愁横浅黛,泪洗红铅,门掩秋宵。”劈头一个“记”字,起笔便突出了词人记忆常新之深情,从而领出临行前与情人话别的那番情景。头两句先为人物写容:黛石淡扫的蛾眉愁锁、莹莹泪水冲洗着面颊上的红粉;“门掩秋宵”是说秋夜深沉,闺门已经掩上,女主人公要休息了。
“坠叶惊离思,听寒螿夜泣,乱雨潇潇。”三句写连窗外轻轻的坠叶声也使充满离别情思的女主人忽然而惊;“寒螿夜泣”中寒蝉凄切入耳,像断肠人的啜泣声;更别说那卷地而起的秋风夹着潇潇乱雨,尤其无情,点点滴滴就如同浇在她心中。
“凤钗半脱云鬓,窗影烛光摇。”凤钗半脱去鬓,窗影烛光摇。鬓边凤钗已半脱,则情人临歧抱泣之状可以想见。烛光摇动窗影,也刺激着词人锐感的心灵。古诗词中,剪烛西窗乃团圆之传统象征。可是眼前这窗影烛光,却成为远别长离的见证,此情此景,叫人如何忘得了。
“渐暗竹敲凉,疏萤照晚,两地魂消。”歇拍这三句,将词境从深沉的回忆之中轻轻收回现。此时,正夜色沉沉,凉风敲竹铿然有声,一点流萤划破夜色。静极暗极之夜。正是凄寂之极,深重之极的词人之心。多情锐感的词人,遥想远方之情人,此时此刻必正是相思入骨,两人异地,一样魂消。
“迢迢,问音信,道径底花阴,时认鸣镳。”中“迢迢。”换头短韵二字,而意境遥深。它紧承“两地魂消”而来,又引起下边的音信相问,遂将歇拍之想象化为具体,把两地相思情景融为一境。“问音信,道径底花阴,时认鸣镳。”两地相思既深,自会音书相问。不知情人音书如何,却只好时时来到小径里、花阴下,辨认门外过路的马嘶声。底,宋人口语,犹言里。马嘶不言听而言认,即辨认声音。以视觉之字代听觉,妙。
“也拟临朱户,叹因郎憔悴,羞见郎招。”也想到朱门边去候望,可是又自伤憔悴,怕被郎招。这分明是怨其不归的气话。怨之至极,正见得相思之入骨。此二句借用元稹《会真记》里莺莺诗“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怨然女子口吻。这是矛盾、真实而又复杂的心情,词人把它生动地刻划出来。
“旧巢更有新燕,杨柳拂河桥。”又从女子一面写回自己一面。此二句暗用韩偓《香奁集·春昼》诗:“藤垂戟户,柳拂河桥。帘幕燕子,池塘伯劳。”旧巢更来新燕,杨柳又拂河桥,则从彼秋宵至此春天,别离久矣。显然此词之借用韩诗,是融摄其整个诗意,非一般挦扯古人辞句者可比。
“但满目京尘,东风竟日吹露桃。”上句显用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下句,暗用李义山《嘲桃》诗:“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原来,结笔二句是向女子报以衷情:京华风尘满目,夭桃秾李成天招展,但我心有专属,终不为京尘所染,且不为夭桃所动也。
《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此赋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而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且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还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此赋开端写了朝纲颠覆,仕路填塞、家园毁灭的北游缘起。虽在乱离之中,从“奋袂”、“超绝迹”的字面下,仍然透出作者壮勇上进之情。这是此赋的基调。
赋中的初辞长安,回顾通天台恋恋不已;长途远行,驰驱中预计期程;寒风雪野中抚剑叹息,念及畿辅故里而於邑流涕:都发自真情而有动人之力。由公刘惠及草木感怀身罹百殃;从秦昭王统兵北征引发离心烦乱,车马行迟:这吊古伤今的情思,紧密联系于自身遭际,自然感人,又在历史对比中显出作者忧思的深广,胸怀的博大。由日夕归牧思及人民行役之苦,诗人叹时之心;因长城漫漫感发对蒙恬的责问,对汉文帝的景慕,使人感到作者不戚于个人忧患,立足于广大人民的受难,要求执政者以宽仁绥远立邦,这表现了作家自觉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作者的这些思想感情,都是极可珍贵的。
赋文中认蒙恬绝地脉之说为虚妄,不承认堪舆迷信。作者坚信天命有常,卒章中抒发了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表现了对儒家教义的笃诚。这是作家信仰的支柱,是赋文所以具有健康向上基调的精神源泉。
全赋以写明北游缘起开端,按旅程顺序写所见所感,卒章总言自己对避难远行的根本态度。结构上条理清晰,连络有序。叙事、叹时显出了作家情思的自然流露,浑融一体,文气流畅。语言生动简练,经过锤炼之功又归于平易畅达,艺术上的用心与其创作意图达到了和谐统一。
《北征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