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一生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度执掌大政,堪称叱咤风云的一代英豪。但是,他仕途坎坷,曾被流放一次,两次遭贬谪。这首诗就是公元713年(开元元年)被贬为相州刺史后所作。邺都,当时属相州所辖。张说纵观魏武帝曹操建功立业的雄壮历史和身后遭遇,联想自己被奸佞小人攻讦的现实,不禁感慨万千,写下《邺都引》这一千古绝唱。
这首诗歌激情奔涌,慷慨悲壮,但诗情又紧和缅怀魏武的题旨,做到诗情恣肆而有节制,思想内蕴而易外传。
诗分两层。
前六句为第一层,主要是缅怀和描述曹操生前的非凡业绩,以寄托自己的凌云壮志。“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二句,为曹操生前的壮举铺叙了广阔的时代场景。“草创”二字表明了魏武创业的艰难、不易;一个“争”字,生动地表现出曹操人定胜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古代迷信思想认为人的遭遇、地位都由天帝赐予,而曹操不信天命,偏偏要奋起与“群雄睚眦相驰逐”,争夺帝位,这一“争”就将他的顽强奋斗准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了。“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二句,以极其洗练的语言,概述了曹操一生的文武事业。“昼”句勾勒了曹操驰骋沙场的形象,一个“携”字描摹出了他一马当先、勇冠三军的英武气概;一个“破”字,又表现出了其无坚不摧的进攻气势,展示了“魏武挥鞭”气吞万里如虎的骁将风姿。“夜”句则为读者刻划了曹操极具儒将风度的形象侧面。这里,一个“接”字,表现了魏武礼贤下士的品格。曹操在中汉末建安时期,力倡“建安风骨”,并带领其子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以诗歌的形式努力表现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表达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情调慷慨,语言刚健。他所建的“西园”——铜爵园,就是其父子常与文士夜间在此宴会赋诗的地方。“夜接词人赋华屋”一句,就形象地展示了当年曹操开创建安文学黄金时代的历史画面。“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二句,主要描写曹操在生产、建设方面的功绩。邺都城池委曲环绕,表明魏国建筑雄伟,后方坚固;农桑林木沿漳河层层密布、“汗漫”无边,说明其农、林生产的发达。在汉末群雄逐鹿的战乱中能辟一农桑昌盛地域实在不易,由此更能显示出曹操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在历史上,曹操是蒙垢最多的人物之一。一些持正统观念的史家往往将他打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贼”另册。作为曾二度为相的张说,能够如此高度地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是独具胆识、难能可贵的;同时,这一层也表露出诗人追慕魏武,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感情,让读者从对曹操的业绩的追述中体味出诗人的理想追求。
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主要叙述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流露出诗人哀叹时光易逝、英雄业绩无继的感慨。“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二句,是通过曹魏时代的城郭建筑今已凋蔽颓败揭示邺都环境的今昔变迁。“城郭”一词有承接上文“都邑”、引起下文转折的作用,它是邺都外观上最易显示变化的景物。“城郭”和“西园”沦为废墟,标志着魏武的时代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明月依旧,却照不见曹操在西园“夜接词人赋华屋”,更衬托出今日邺都的凄凉冷落。“邺旁高冢多贵臣,蛾眉曼目录共灰尘”二句,是从邺都人事变迁的角度来表现其今昔变化的巨大。曹魏时代的“贵臣”已入“高冢”作古,说明其政权的支柱已不复存在;魏武的众多姬妾、歌伎化为尘土,可见供其役使的社会基础也土崩瓦解。“贵臣”、美女的纷纷进入坟墓,它象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地折射出历史变迁的轨迹,流露出了诗人对曹操文韬武略、宏图大业付之东流的婉惜之情。结尾“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二句,为正面抒怀。“试上”二字表现了诗人欲上而又犹豫的心理——人事变迁,景非昔比,诗人要登上曹操所建铜雀台一览胜迹,但又怕“铜台”因为“人代改”而“为墟”,引发自己更多的惆怅。等到登上“铜台”,果然见出邺都的一切繁华都成为历史,只留下秋风凭吊英雄。“愁杀人”三字是饱蘸感情的点睛之笔,深沉而强烈地表现出诗人悲壮的凭吊心情,将一腔不泯的雄心遥寄千载,表现出诗人被贬、壮志难酬的内心苦痛和不平之情。诗人紧扣曹操创业的始终线索展开诗情,叠出画面,因此这首诗的感情较之同类作品就更显得慷慨悲壮、深沉含蓄,象羯鼓筝琶一样,摇人心旌,撼人心魄。
其次,诗歌的结构艺术也颇有独到之处。这首诗是借凭吊古迹而抒发胸臆的怀古之作,诗歌画面都围绕魏武生前、身后诸事展开。开始写魏武生前草创大业,继而写他的文韬武略、治国有方,把他一生的伟绩很简洁地概括于“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四句诗中。“城郭为墟人代改”以下四句着重突出魏武身后的历史变迁。曹操能够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中辟一邺都繁华之地,而他身后的人们却无法维持邺都的繁荣,可见魏武确实高人一筹,后世多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结尾写铜台秋风,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操临终“遗令”,这样,诗的一起一结就是曹操的一始一终,诗的主体则是曹操的生平业绩、身后境遇,从而展示出诗人结构谋篇的高超才华。
这首诗在语言和韵律方面也很有特色,诗歌气势恢宏,语言雄健畅朗,一洗梁陈绮丽之风;用韵活泼,全诗十二句,四次换韵,跌宕有致,富于流动多变的音乐美。正如林庚、冯沅君先生所说:“《邺都引》慷慨悲壮,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开盛唐七古的先河,与初唐诗风迥异。”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
这是一首很典型的羁旅诗。《归信吟》秉承诗人一贯的表现苦吟的诗风。前两句写远游在外的诗人一边洒泪,一边写信给远方的亲人;后两句写自己的魂也随着信一起回到万里之外的亲人身边。表现了诗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以泪墨修家书已见思念之深,可“书去”自己的魂也一同随着去了,更见思念之苦。可以想象诗人在外漂泊的凄苦。苏轼在《读孟郊诗》中说:“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正道出了此诗的特点。一个“泪”字可见诗人心中凄苦之情,所以诗人是挥泪作墨。“泪墨洒为书”一句,而情真意足,写出小儿女的情态,巧而不纤,较诸“和泪濡墨”的套语自有深浅真伪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