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诗本性情。若系真诗，则一读其诗，而其人性情，人眼便见。”（明·江盈科《雪涛诗评》）这首词正是如此，它首先展现了一位潇洒闲适、任真自然、不拘形迹的词人自我形象。这位刚从繁冗的官场生活中解组而投入大自然怀抱的词人，其心情是愉悦的“初脱尘劳”已流露出对官场的厌倦和离开之后如释重负的感受；而凭窗倚栏，细观峰峦，由朝至暮。看尽明暗变化，不仅表达了词人对大自然的喜爱，同时也表现了其凝神专注之态和闲适自得的雅致。
“看尽昏朝”，就宛如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境界，这里不仅是写山，更是衬人。正因为词人观察得入微，故能有“夜山低，晴山近，晓山高”的感觉。这三句是前面“看”的注脚。夜黑山影模糊，故有低感；晴天山色明朗，所以觉得如在目前；清晨霞映云绕，因此给人高感。其实还可补充一点，这三句不仅写出了山，也写出了观山的人。词人那种悠然心会、神与物游的情趣，也是在“看”中隐约可见。
下片词人的自我形象表现得更直接、更突出。他得闲即出，遇村辄饮。“醉模糊”逼真地描绘出酩酊醉态，而且这三字是下片的关目，以下便由此生发。因为醉，忘怀了一切羁绊，更显出任真自适的个性。“信手挥毫”三句，表现了他毫无拘束，纵横骋才的创作特征，他挥毫只是为了抒发性灵，哪管什么风骚之旨。最后三句既是其优游生活的简要概括，也是他思想志趣、情感性格的集中反映。
“乐因循”，说明他纯任自然；“能潦倒”，表现他自甘淡泊，“也消摇”，传达出他对闲适自在生活自得其乐的态度。“乐”、“能”、“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情操。据《金史·许古传》载：“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间，留饮或十数日不归。……平生好为诗及书。”可见此词确是他个性的真实写照。至于他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情绪，这实在和他身处日益衰落的金末季世及其仕途多舛有关。
其次就艺术特色看，信手挥洒，凝练自然，是这首词较突出的特点。无论写景抒情，均是“信手挥毫”，表现得流利畅达、无拘无碍。
全词从入山、观山和诗酒生活逐层写来，都如清泉自然涌出，似不经意而出，一切都十分明朗真率。然而这信手挥毫又决非不加提炼、失于浅俗。相反，作者在用语上颇注意凝练。如“爽气飘萧”四字，就概括出秋日山中的总印象和观感；“夜山低”三句则更是异常准确精练地描绘出不同时刻、不同条件下的山的特色；而下阕的“乐”、“能”、“也”三字也用得恰切精妙。看来作者在看似不经意中颇多锤炼。这种雕饰而归于自然的艺术境界，说明许古确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此诗一开始就气度不凡。首联以北斗星高挂宫城边，巍峨的终南山都倚立在蓬莱三殿之前来映衬皇宫的宏伟高峻。这是借北斗、南山来歌颂长安城的壮观。“北斗挂城”还有一层隐意。据《三辅黄图》卷一记载，汉高祖修长安城，“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隋唐长安城虽然对秦汉都城的设计作了较大的突破和创新，但是使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重相依，由北向南同用一道北城垣这一点并没有变。这样就突出了皇帝所居之处，宫城象征北极星周围的紫薇垣，皇城则象征着地平线上以北极星为圆心的天象，而郭城则象征着周天之内。这种以群星环拱北极星的设计思想，是皇权和专制思想在建筑学上的形象反映。所以，作者说“北斗挂城边”不仅是一个夸张性的描写，而且也是对长安城形制的一个象征性说明。
中间两联接着说，皇宫高耸，穿破云层，整个终南山中都缭绕着祥云瑞烟。颔联正面写终南山的宫观殿宇高入云表的壮观。颈联以终南山瑞云缭绕，和朝廷的兴旺之气相标，进一步以终南山景物来加以歌颂。
尾联直接颂扬皇帝寿比南山，治国有如尧舜。有了前面的描写，最后的称颂赞美就水到渠成。这一联连用两个典故，但从文意上看都很贴切，没有生硬拉扯的感觉。
诗人以北斗、南山、金阙、玉堂写宫殿的高峻雄伟、金玉满堂，以终南山的瑞气、祥云，如在仙境，形容皇宫有如天上宫阙，最后祝圣上寿比南山，愿永受圣王统治。诗人的这种赞颂，在战乱频仍、祸患不绝、人命危浅的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种很善良的愿望。而作者所生活的唐代前期，国力强大，声威远播，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盛世理想。但是，这种颂歌自古迄今几被所有的文人唱过，已成为陈套陋习，近于套话、门面话，凝定为一个迄今仍被沿用的歌颂模式，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杜审言写出这样虽富丽堂皇而无真挚个性的作品，实是功力和才情的一种浪费。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这是一首叙事诗，描绘了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老兵返乡途中与到家之后的情景，抒发了这一老兵的情感，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开篇便不同凡响：“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这两句，直言老兵“十五”岁从军，“八十”岁方回，看似平淡无奇，像不经意间道来，实却耐人寻味，颇见功力。他“十五从军征”，奔赴何处，诗中未作说明；其军旅生活如何，战况怎样，诗中也均未交代。这就给读者留下众多想象的空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从军征”，系出于战事，而且这一去就是数十年！“八十”与“十五”相对照，突出其“从军征”时间之久；“始得归”与“从军征”相呼应，则表明他中途一直未能回来。
《十五从军征》，是一首暴露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的汉代乐府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当时黑暗的兵役制度下的不平和痛苦。作品真实、深刻、令人感愤，催人泣下。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主人公的思想脉络由六十五年的征战生活进入邈邈旷野、漫漫古道，对亲人家园的现状由茫然无际的想象到急切地、盼知又怕知地询问，读者由开头两句诗展开的遐想的翅翼也在主人公焦急的劈头问话声中收束。，一句“家中有阿谁”的追问，推出了作品的聚光点——家。六十五年了，岂敢奢望家人安然无恙、亲人健在？能有一二幸存者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所以他只问，家中还有谁侥幸苟活人世呢？可是，“乡里人”的回答却如站在雪地里浇下的一盆冰水：“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在这动乱的年月，我的亲人们竟无一幸存者？多少年来积压心底的感情，向谁倾诉、向谁表达啊？唯有那青青松柏、垒垒坟冢吗？那，就是我的家吗？不，不，不可能！
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由远看到近见，满眼更加荒凉凄楚的景象。作者没说室空无人，而是抓住野兔见人钻进家畜窝中自以为得所，野鸡惊飞落到屋内梁上自以为安的情景；作者没有直书庭园荒芜杂乱，只摄取了井边、中庭随意生长的葵菜和谷物两个“镜头”，人去屋空，人亡园荒，更其形象，倍伤人心神。一个风尘仆仆的老人，站在曾经炊火融融、庭园整洁的“家”的面前，站在盼望了六十五年可又无一亲人相迎的家的面前，竟然比想象的还不堪十倍、百倍……这是怎样一种情境，将掀起读者怎样的感情波澜呢？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他走出年久失修的破门，向东方看去，他也许还抱着希望，他看到了谁？看到了什么呢？他也许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也许什么也没有看到。他茫然地从幻想中走出来，低声哭了起来 “泪落沾我衣”五个字，饱和了多么丰富、多么深厚、多么沉痛的感情内涵啊！ 主人公和他的家的相互映衬的叙写，把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水平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服了整整六十五年兵役的人，竟然还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那些没有服兵役的亲人们，坟上松柏都已葱葱郁郁，可以想见他们生前贫寒凄苦的生活还不如每时每刻都可能牺牲的士卒；作品具体写的是主人公为国征战六十五载却有家归不得，等到归时却又无家可归的不幸遭遇和惨痛心情，而他的不幸与那些苟生且不能只有走进静默、暗湿、冰冷的坟墓的亲人们相比，他又是“幸运者”了。作品就不仅仅暴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的黑暗、罪恶，不仅仅表现了八十老翁一人的不幸，而且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了比个人不幸更深广的全体人民的不幸和社会的凋敝、时代的动乱，
诗的最后两句于对老兵的动作描绘中进一步抒发老兵心中的悲哀。这里，突出老兵出门张望（“出门东向看”）与老泪纵横（“泪落沾我衣”）这一细节，将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的老兵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将其悲痛欲绝的茫然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试想，他“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家中已了无亲人，而只有荒凉的景象，怎能不悲从中来？以后的生活，又当如何呢？他又怎能不感到茫然呢？他向远方望去，难道自己的祖国里，只有自己一家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其悲惨的遭遇是谁造成的，尽管诗中未明言直说，但我们只要联系到此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则不难看出这一点。根据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说法，此诗晋时已谱入乐府，当可视之为汉魏战乱之际的作品。正是当时穷兵黩武的统治者与无休无止的战争，造成了该老兵的悲惨遭遇。反映该老兵的悲惨遭遇，也就反映了当时在沉重的徭役压迫之下的平民百姓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
全诗突出写了“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老士兵的形象，也着力刻划了“家”的形象，同时只写了一笔的“乡里人”的形象也很鲜明。饱经风霜、苍老惶切的老人，无须顾忌、直言不讳的乡亲，衰草古柏荒坟的家园，共同构成了一幅真实动人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的画面，典型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尤其是主人公和他的家的相互映衬的叙写，把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水平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服了整整六十五年兵役的人，竟然还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那些没有服兵役的亲人们，坟上松柏都已葱葱郁郁，可以想见他们生前贫寒凄苦的生活还不如每时每刻都可能牺牲的士卒；作品具体写的是主人公为国征战六十五载却有家归不得，等到归时却又无家可归的不幸遭遇和惨痛心情，而他的不幸与那些苟生且不能只有走进静默、暗湿、冰冷的坟墓的亲人们相比，他又是“幸运者”了。这样，作品就不仅仅暴露了封建兵役制度的黑暗、罪恶，不仅仅表现了八十老翁一人的不幸，而且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现实的黑暗，表现了比个人不幸更深广的全体人民的不幸和社会的凋敝、时代的动乱，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全诗写得既含蕴简洁，又深湛凝重，内容的取舍剪裁，结构的布置安排，都恰到好处，独具匠心，很好地收到了“意在言外”、主旨尽在言与不言中、意境深远、韵味绵长的艺术效果。
此诗围绕老兵的返乡经历及其情感变化谋篇结构，巧妙自然。全诗运用白描手法绘景写人，层次分明，语言质朴，且以哀景写哀情，情真意切，颇具特色，也颇能体现汉乐府即景抒情的艺术特点。
《燕燕》全诗四章，前三章重章渲染惜别情境，后一章深情回忆被送者的美德。抒情深婉而语意沉痛，写人传神而敬意顿生。
前三章开首以飞燕起兴：“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颉之颃之”，“下上其音”。《朱子语类》赞曰：“譬如画工一般，直是写得他精神出。”阳春三月，群燕飞翔，蹁跹上下，呢喃鸣唱。然而，诗人用意不只是描绘一幅“春燕试飞图”。而是以燕燕双飞的自由欢畅，来反衬同胞别离的愁苦哀伤。此所谓“譬如画工”又“写出精神”。接着点明事由：“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父亲已去世，妹妹又要远嫁，同胞手足今日分离，此情此境，依依难别。“远于将之”、“远送于南”，相送一程又一程，更见离情别绪之黯然。然而，千里相送，总有一别。远嫁的妹妹终于遽然而去，深情的兄长仍依依难舍。这里诗歌运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感人的情境：“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伫立以泣”、“实劳我心”。先是登高瞻望，虽车马不见，却行尘时起；后是瞻望弗及，唯伫立以泣，伤心思念。真是兄妹情深，依依惜别，缠绵悱恻，鬼神可泣。这三章重章复唱，既易辞申意，又循序渐进，且乐景与哀情相反衬；从而把送别情境和惜别气氛，表现得深婉沉痛，不忍卒读。
四章由虚而实，转写被送者。原来二妹非同一般，她思虑切实而深长，性情温和而恭顺，为人谨慎又善良，正是自己治国安邦的好帮手。她执手临别，还不忘赠言勉励：莫忘先王的嘱托，成为百姓的好国君。这一章写人，体现了上古先民对女性美德的极高评价。在写法上，先概括描述，再写人物语言；静中有动，形象鲜活。而四章在全篇的结构上也有讲究，前三章虚笔渲染惜别气氛，后一章实笔刻画被送对象，采用了同《召南·采蘋》相似的倒装之法。
《燕燕》之后，“瞻望弗及”和“伫立以泣”成了表现惜别情境的原型意象，反复出现在历代送别诗中。“伫立以泣”的“泪”，成为别离主题赖以生发的艺术意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