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惆怅”慨叹了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不理解或淡忘了端午节厚重的历史内涵：表达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怀念之情。“无人解”抒发了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情怀，也表达了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敬。
这首词最突出的表现手法是对比。上阕中，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阕中，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
这首词蕴含了浓重的民族风味，描写的是荆楚之地的端午风俗。全词从“碧艾香蒲”入笔，“处处忙”道出了端午时节的忙碌。儿共女，庆端阳，描摹出一幅合家团圆共度佳节的温馨，刻画出了中华民族在节日之中共享天伦的乐趣。“细缠五色臂丝长”，缠五色臂丝是荆楚之地的一种民族风俗，是在端午节由孩子们将五色丝带缠在臂上，这种五色的臂丝又叫“朱索”或者“长命缕”，据说能够降服鬼怪，企保平安。上阕的最后两句“空惆怅，谁复吊沅湘”，将全词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为下阕的悼念屈原奠定了基调，为抒情作了铺垫。“谁复吊沅湘”，交代了“空惆怅”的缘由，原来人们忙着过端午，只是一般性地喜庆，而忘却了这个特殊节日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谁还记得那为爱国诗人屈原呢？作者有感而发，直指俗弊。在这热闹喜庆的节日里，诗人却“空惆怅”，与“庆端阳”的热闹形成鲜明的对比。下阕直抒自己的感情，仍然运用了对比手法。就是写追悼屈子之情思了。“往事莫论量”，确实，千年已过，人们记住最多的不是屈子的《离骚》，而是汨罗江投河自尽的忠义气节。“千年忠义气，日星光”，日星本是天地的精华，终明儿不灭，将屈原的千古大义与日星之光相提并论，并不为过，大忠大义，理当被永世铭记。“离骚读罢宗堪伤”，此一句不单单写出了对屈子大义的崇敬，还道出了文人的惺惺相惜。“无人解”，抒发了作者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情怀，也表达了对屈原忠义气节的崇敬。千年已过，便是何等的悲歌大义，又能被几人记得呢？便是记得，又有几人能解？树转午阴凉，端午之时的燥热天气，能得一份的凉意已是不易，莫非也是屈子的美意吗？结尾由情归景，景中又似有余情，大有余音不绝之意。
本曲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与下片的“无人解”形成鲜明对比。但沅湘之水却把作者带入了历史，通过纪怀屈原抒发自己对元朝覆灭的感伤和不仕明朝的节烈，“空惆怅，谁复吊沅湘” 、“《离骚》读罢总堪伤。无人解”等诗句传达就是作者的伤感失落，而“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则表明了作者对元朝的忠贞决心。“树转午阴凉”，以景结情，情在景中，是古诗词的常用收尾法。可以收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缭绕的效果。作者的悲观绝望之情溢于言表。
历来写端午的诗词都很多，多半会提到屈原的旧事，借屈原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或者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失落情怀，或者赞扬屈原的精神而表明自己的忠义之心，总之，流不尽的沅湘之水，就是中国失意文人的辛酸之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梅尧臣），“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文秀），“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戴叔伦）。
读中国古诗词总让人觉得气闷，而没有怒发冲冠的畅快，好像他们只会躲在角落里哀怨或者表明忠心，从来都不会愤怒似的。最多不过是装疯卖傻，“学呆，妆痴，谁解其中意？”“尽教他争甚底，不如他瞌睡，不如咱沉醉，都不管天和地”，没有几个敢真正站起来去怒去喊去抗争！这和《诗经》开创的“悲而不伤，哀而不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与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艺术传统是分不开的。
唐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纷纷激化。广大河淮地区遂成为新旧军阀朱温、时溥、杨行密等进行割据混战的战场。这些军阀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曾以杀人邀取战功，飞黄腾达；在割据混战中又以屠戮生灵来建立武功，以满足各自不可告人的权力欲。《吊万人冢》就是战乱后诗人客游河淮地区时根据所见所感而剪取的一幅社会缩影，控诉了统治者为一己私利而压迫人民的血腥罪恶。
这首诗以景托情，以情驭景，情景交融，颇具艺术感染力。首句“兵罢淮边客路通”，落笔便写出诗人客游河淮地区的时间是在“兵罢”之后；“客路通”三字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于战乱暂时结束的欣喜之情。
次句“乱鸦来去噪寒空”，承上而来，在刚刚振起的欢悦情感上兜头泼来一盆冷水——一路之上，人烟灭迹，黑鸦聒噪，从而使诗歌画面陡然涂上了一层恐怖荒凉的色调。“乱”字写出了黑鸦遮天蔽日之多；乌鸦以食腐肉为生，万人冢上空乌鸦的狂欢乱舞，愈显出战乱中死人之众，使天空弥漫着一片凄寒之气，给人思绪上增添了悲切感。第三句“可怜白骨攒孤冢”，是以情驭景的妙笔，它以特写式的镜头拍下了“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的现实场景，一个“孤”字蕴含了对枉死者离乡背井、惨死他乡的无限同情，令人容易从枉死者联想到战争给幸存者所造成的家庭悲剧和心灵创伤。句首冠之以“可怜”二字，为诗情向高潮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足以表达出诗人的强烈同情心。末句“尽为将军觅战功”是全诗的高潮。可以说，前三句所展示的都主要是事物的现象及结果，而这最后一笔才是探究问题之本质的所在。“尽为”写出了造成生灵涂炭原因的独一性，“觅战功”则点破了朱温之流发动战争的目的性和自私性。这是全诗中关键的飞跃，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和认识高度。但这一感情的飞跃，却正是踏着前三句景物描写而达成了水到渠成的升华；没有前三句景的铺陈，第四句的宕出就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首诗在思想上与曹松《己亥岁》中“一将功成万骨枯”及杜荀鹤《再经胡城县》中“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它选材典型，构思别具一格，所以，历来为读者所喜爱。
诗的开头两句自叙平生。“三度为郎”，“一从出守”概括了诗人的仕途经历。诗人本有济世之志，“为郎”和“出守”在诗人看来是难以施展抱负的。“便白头”说时光之快，有“功业悲后时，光阴叹虚掷”的意思。其中包含“生平未得意”的感叹。以沉重的叹息引起全诗。
诗的次二句承首联倾诉平生感慨。“长不用”不仅指嘉州刺史秩满后未受叙用，更主要的还是指平生不是“为郎”，便是“出守”，从未被重用过。但诗人的关注点在于“苍生”，“苍生未休”，诗人不安。“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对“圣主”，诗人不能无怨，对“苍生”，诗人不能不忧，格调更为沉重。
第五、六句点出题目“客舍悲秋”，则是“悲秋”。对春光而兴叹，见秋风而生悲，看似悲叹时光流逝，实则悲叹壮志未酬、平生失意，从而转出正意。
诗的最后两句为诗人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时至暮年，处境维艰。“穷苍草转深，闭门日将夕”（同上），满腹心事，无处倾诉，虽有江上蝉声满耳，却不仅不能排遣思绪，倒反更引出无穷愁烦，恰烘托出诗人晚年的孤独寂寞，诗歌遂在这种更为凄切沉重的情调中结束。
这首诗向故友倾诉情怀，概括了诗人的一生，尤其突出了晚景的凄凉，实为追悼平生之作，写得感情深沉凄切，格调慷慨悲凉，真实地传达出一个关心国事却有志难展的封建文人暮年的沉重悲哀。
本词通过描写羁旅者中宵酒醒的情景，抒写了词人的离愁和他对情人的相思。
上片写孤眠惊梦的情事，语极浑成，造境凄清。
“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开头二句从“今宵”联系到“昨宵”，说前一个夜里是这样和衣而睡，当天夜里又这样和衣而睡。连写两夜，而景况如一，从羁旅生活中选择“和衣睡”这样一个典型的细节，写尽了游子苦辛和孤眠滋味。两句纯用口语，几乎逐字重复，于次句着一“又”字，传达出一种因生活单调腻味而极不耐烦的情绪。
“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三句倒插，写入睡之前，先喝过一阵闷酒。“小饮”，可见未尽兴，因为客中独酌毫无意趣可言。但一饮饮到“初更过”，又可见有许多愁闷待酒消遣，独饮虽无意兴，仍是醉醺醺归来。“醺醺醉”三字，既承上说明了何以和衣而睡的原因，又为下面写追寻梦境伏笔。
“中夜后、何事还惊起？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用设问的语气，便加强了表情作用，使读者感到梦醒人的满腔幽怨。“霜天冷，风细细”是其肤觉感受；“闪闪灯摇曳”则是其视觉感受。
过片撇开景语，继惊梦写孤眠寂寞的心情。
“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攲枕难继。”主人公此时展转反侧不能成眠，想要重温旧梦，而不复可得。“重追想”三字对上片所略过的情事作了补充，原来醉归后短暂的一觉中，他曾做上一个好梦，与情人同衾共枕、备极欢洽。此处作者用反衬手法，梦越好，越显得梦醒后的可悲。相思情切与好梦难继成了尖锐的矛盾。
“寸心万绪，咫尺千里。”紧接两个对句就极写这种复杂的心绪，每一句中又有强烈对比：“寸心”对“万绪”写出其感情负荷之沉重难堪：“咫尺”对“千里”则表现出梦见而醒失之的无限惆怅。
“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此处一气蝉联，谓彼此天各一方，空怀相思之情而无计相就，辜负如此良宵。所谓“好景良天”，也就是“良辰美景虚设”之省言。“彼此”二字读断，更能产生“人成各，今非昨”的意味。全词至此，由写一已的相思而牵连到对方同样难堪的处境，意蕴便更深入一层。“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两句意思对照，但只更换首尾二字，且于尾字用韵。由于数字相同，则更换的字特别是作韵脚的末一字大为突出，“有意”、“无计”的内心矛盾由此得到强调。结尾巧用重复修辞的手法，前后照应，层次丰富，而意境浑然，颇耐人寻味。
全词通篇从睡前、睡梦、醒后几方面描述，有倒插、有伏笔、有补笔，前后照应；从一已相思写起，以彼此相思作结，飞扬灵动，层次清晰，清新质朴，凝炼生动。
词一起两句如高山坠石，劈空而来，力贯全篇。《晋书》卷六《元帝纪》载：西晋亡，晋元帝司马睿偕西阳、汝南、南顿、彭城四王南渡，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做了皇帝。时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此借指宋高宗南渡。“经纶”，整理丝缕，理出丝绪叫经，编丝成绳叫缕。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王安石《祭范颍州文》：“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南渡以来，朝廷中缺乏整顿乾坤的能手，以致偏安一隅，朝政腐败。此二句为全篇之冒，后面的议论抒情全由此而发。
接“长安父老，新亭风景”，连用两典：一见《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桓温率军北征，路经长安市东（古称霸上，即咸阳），“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中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此指金人统治下的中原人民。一见《世说新语·言语篇》：东晋初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北宋沦亡，中原父老盼望北伐；南渡的士大夫们，感叹山河变异“可怜依旧”。这就是宋室南迁近六十年来的社会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文征明《满江红》）。任何屈膝叩头的事都做得出来，只求保住自己的小朝廷皇位。宋孝宗初年还有些作为，后来又走上老路。
继指责朝廷中一些大臣清谈误国：“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夷甫即王衍，西晋大臣，曾任宰相。“衍将死，顾而言曰：……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附王衍）。后桓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这里借桓温对王夷甫的批评，斥责南宋当权者使中原沦陷，不思恢复。
通过上述种种有力的议论，于是指出：“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泛称之一。这里指金人。辛弃疾在带湖闲居，提出“平戎万里”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既是对韩南涧的期望，更表现出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对国事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