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律《蜀相》，抒发了诗人对诸葛亮才智品德的崇敬和功业未遂的感慨。全诗熔情、景、议于一炉，既有对历史的评说，又有现实的寓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中，堪称绝唱。
“丞相祠堂”，今称武侯祠，在成都市南郊。成都是三国时期汉国的都城，诸葛亮在这里主持国政二十余年，立下了勋业。晋代李雄在成都称王时为他建立了祠堂。后来桓温平蜀，成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只有武侯祠完整无损。“锦官城”，是古代成都的别称。成都产蜀锦，古代曾经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他们住在成都的少城（成都旧有大城、少城），所以又称成都为锦官城、锦城或锦里。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成都地近锦江，这里山川明丽，美如绣锦，因而得名。“森森”，是形容柏树长得高大而茂密。据《儒林公议》、《太平寰宇记》等书记载，武侯祠前有大柏树，相传是诸葛亮亲手栽种。
这首联两句，前一句“丞相祠堂何处寻”是自问。这里不称“蜀相”，而用“丞相”二字，使人感到非常亲切。特别是其中的“寻”字，表明此行是有目的的专程来访，而不是漫不经心地信步由之；又因杜甫初到成都，地理不熟，环境生疏，所以才下了这样一个“寻”字。这个寻字有着丰富的含义，它还有力地表现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强烈景仰和缅怀之情，并因人而及物，同时也表明丞相祠堂是诗人渴望已久、很想瞻仰的地方。后一句“锦官城外柏森森”自答。这是诗人望中所得的景象，写的是丞相祠堂的外景，点明祠堂的所在地，用来呼应前一句。“柏森森”三个字还渲染了一种安谧、肃穆的气氛。这两句直承“蜀相”的诗题，起得很得势，用的是记叙兼描述的笔墨。
第二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柏黄鹂空好音”所描绘的这些景物，色彩鲜明，音韵浏亮，静动相衬，恬淡自然，无限美妙地表现出武侯祠内那春意盎然的景象。然而，自然界的春天来了，祖国中兴的希望却非常渺茫。想到这里，诗人不免又产生了一种哀愁惆怅的感觉，因此说是“自春色”、“空好音”。“自”和“空”互文，刻画出一种静态和静境。诗人将自己的主观情意渗进了客观景物之中，使景中生意，把自己内心的忧伤从景物描写中传达出来，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透过这种爱国思想的折射，诗人眼中的诸葛亮形象就更加光彩照人。
“三顾”，这里指诸葛亮在南阳隐居时，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事。诸葛亮《出师表》上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频烦”，多次地烦劳。另一说见清代汪师韩的《诗学纂闻》，汪师韩认为“频烦”是唐代俗语，意思与“郑重”差不多。“天下计”，是指统一天下的谋略。具体地说，这里指诸葛亮所制定的以荆州、益州为基地，整饬内政，东联孙权，北拒曹操，而后统一天下的策略。“两朝”，指蜀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代。“开济”，“开”指帮助刘备开创基业；“济”是指辅佐刘禅匡济艰危。“济”，有完成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守成、成了事业。“老臣心”，指诸葛亮尽忠蜀汉，不遗余力，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颈联两句写得格外厚重，含义十分丰富，既生动地表达出诸葛武侯的雄才大略、报国苦衷和生平业绩，也生动地表现出他忠贞不渝、坚毅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还郑重地道出诗人所以景仰诸葛武侯的缘由。因为这一联是全首诗的重点和核心，所以诗人从开篇起便暗运斧斤，不断蓄势，一路盘旋，到此才着力点明，并用了浓重的笔墨。这也正合乎律诗中间二联“宜乎一浓一淡”的写作法则。这一联同时还是杜甫以议论入诗的范例。本来，以抒情为主是诗歌的显著特征，一般并不夹有议论。但是杜甫在这方面却打破了常规，而常以议论入诗，这不仅使他的诗歌内容有了特色，还体现了杜诗的一种技巧。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出师”句指的是诸葛亮为了伐魏，曾经六出祁山的事。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年），他统率大军，后出斜谷，占据了五丈原，与司马懿隔着渭水相持了一百多天。八月，病死在军中。“英雄”，这里泛指，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追怀诸葛亮的有志之士。这尾联两句承接着五、六句，表现出诗人对诸葛亮献身精神的崇高景仰和对他事业未竟的痛惜心情。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四句凭吊丞相祠堂，从景物描写中感怀现实，透露出诗人忧国忧民之心；后四句咏叹丞相才德，从历史追忆中缅怀先贤，又蕴含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许多期盼与憧憬。全诗蕴藉深厚，寄托遥深，造成深沉悲凉的意境。概言之，这首七律话语奇简，但容量颇大，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短短五十六字，诉尽诸葛亮生平，将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代的爱国志士及普通读者一吟诵这首诗时，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特别是一读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二句时，不禁黯然泪下。
在艺术表现上，设问自答，以实写虚，情景交融，叙议结合，结构起承转合、层次波澜，又有炼字琢句、音调和谐的语言魅力，使人一唱三叹，余味不绝。人称杜诗“沉郁顿挫”，《蜀相》就是典型代表。
本诗借游览古迹，表达了对诸葛亮雄才大略，忠心报国的赞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而身先死的惋惜。
送别词是词里一个大家族。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多叙男女离别。从古以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江淹《别赋》 ）。缠绵悱恻之情，哀怨凄惋之音，往往笼罩全篇。辛弃疾的送别词，却多立意不俗，又总是超出常境，这首《鹧鸪天》可作代表。词开篇即述离情。
上阕头二句：“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上句言送别。《阳关三叠》是唐人上阕送别歌曲，加上“唱彻”、“泪未干”五字，更觉无限伤感。
从作者的性格看，送别绝不会带给他这样的伤感。他平日对仕途、世事的感慨一直郁积胸中，恰巧，遇上送别之事的触动，便一涌而发，故有此情状。下句忽然宕开说到“功名”之事，便觉来路分明。作者和陆游一样，都重视为国家的恢复事业建立功名的。他的《水龙吟》词说：“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认为建立功名是分内的事；《水调歌头》词说：“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认为对功名应该执着追求，并且要有远大的目标。这首词中却把功名看成身外“馀事”，乃是不满朝廷对金屈膝求和，自己的报国壮志难酬，而被迫退隐、消极的愤激之辞：“且加餐”，运用《古诗十九首》“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之句，也是愤激之语。“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写送别时翘首遥望之景，景显得生动，用笔也很浑厚，而且天边的流水远送无穷的树木，和设想行人别后的行程有关；雨中阴云埋掉一半青山，和联想正人君子被奸邪小人遮蔽、压制有关。景句关联词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感情，不但联系紧密，而且含蓄不露，富有余韵。
下阕起三句：“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这里的“离合”和“悲欢”是偏义复词。由于题目“送人”与下阕头句“今古恨”，的情景的规定，所以“离合”，就只取“离”字义，“悲欢”就只取“悲”字义。上阕写送别，下阕抒情本应该是以“别恨”为主调的，但是作者笔锋拗转，说今古恨事有几千般，岂只离别一事才是堪悲的？用反问语气，比正面的判断语气更含激情。作词送人而居然说离别并不是唯一可悲可恨的事，显示出词的思想感情将有进一步的开拓。紧接着下文便又似呼喊又似吞咽地道出他的心声：“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行人踏上旅途，“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杜甫《梦李白》），但作者认为此去的遭遇比它更险恶。那是存在于人们心中、存在于人事斗争上的无形的“风波”；它使人畏，使人恨，有甚于一般的离别之恨和行旅之悲。“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刘禹锡《竹枝词》）其中的滋味，古人已先言之。作者在此并非简单地借用前人的诗意，而有他切身的体会。他一生志在恢复事业，做官时喜欢筹款练兵，并且执法严厉，多得罪投降派，和豪强富家，所以几次被劾去官。如在湖南安抚使任内，筹建“飞虎军”，后来在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任内，即因此事实被劾为“奸贪凶暴”、“厉害田里”而被罢官。这正是人事上的“风波恶”的明显例证。作者写出词的最后两句，包含了更多的伤心经历，展示了更广阔、更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境界，情已淋漓，语仍含蓄。李白《行路难》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同此悲愤；白居易《太行路》的“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正可说明悲愤的原因和实质。
这首小令，篇幅虽短，但是包含了广阔深厚的思想感情，它的笔调深浑含蓄，举重若轻，不见用之迹而力透纸背，显示辛词的大家气度。
因为有了爱情，生活才有了调味剂。于是，才有了那么多赏心悦目的诗词歌赋，因为有了感情，辞赋便变得更有味道。虽然纳兰的爱情路十分坎坷，不过还好，在他的内心，始终保存了有关爱情的一点追求，而纳兰又将这点追求，放入了诗词中，时刻提醒自己，原来，爱情并未走远。
这首《清平乐》情辞真切，将相恋之中人们想见又害怕见面的矛盾心情，一一写出。“风鬟雨鬓”，本是形容妇女在外奔波劳碌，头发散乱的模样，可是后人却更喜欢用这个词去形容女子。女子与他相约时，总是不守时间，不能准时来到约会地点。但纳兰在词中却并无任何责怪之意，他言辞温柔地写道： “偏是来无准。”虽然女子常常不守约定时间，迟到的次数很多，但这并不妨碍纳兰对她的宠爱。想到与女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纳兰的嘴角便露出微笑。“倦倚玉阑看月晕，容易语低香近。”记得旧时相约，你总是不能如约而至。曾与你倚靠着栏杆在一起闲看月晕，软语温存．情意缠绵，那可人的缕缕香气更是令人销魂。如今与你远隔天涯，纵使期许相见，那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了。从此以后便独自凄清冷落、孤独难耐，面对黄昏、梨花而伤春伤别。
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但是美好总是稍纵即逝在纳兰的回忆里，这份美好过分短暂。好像柔软的风，只是轻微吹过脸庞，便已逝去。“软风吹过窗纱，心期便隔天涯。”与《清平乐》的上片相比，下片的格调昆得哀伤许多，因为往昔的美好回忆过后，必须要面对现实的悲凉。在想过往日与恋人柔情蜜意之后，今日独自一人，看着春光大好，真是格外感伤。纳兰一向是伤春之人，那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藏着一份早已远逝的情感，就如同这春光一样，虽然眼下再怎么美好，总有逝去的那一天。“从此伤春伤别，黄昏只对梨花。”结局就是这样，有时候，人们往往知道结局是无法逆转的，但站在时光的路口，依然想不自量力地去扭转乾坤。
这首词是言志之作，表达了作者匡国济世的凌云志向。1903年中秋节，秋瑾与丈夫王子芳发生冲突，从家出走，寓居北京阜城门外泰顺客栈，后由吴芝瑛出面调解，而秋瑾下决心冲破家庭牢笼，投身革命。不久即东渡日本留学。
词的上片写与王廷均结婚八年，表面上过着富贵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奴仆不如”的生活，如今与其决裂，突破家庭束缚，实现了“求自立”的愿望。“苦将侬，强派作蛾眉”进一步说明表面上过着贵妇人的生活，实则奴仆不如的“八年风味”。“殊未屑”表明作者对贵妇人的生活，并不留恋，相反加以蔑视。上片主要表达了作者自己初离家庭时的矛盾心情，别具匠心。
词的下片写词人虽有凌云壮志，但知音难觅，不觉泪湿衣襟。作者平日虽以肝胆相照，真诚恳切，但不为世俗所了解，因此生活中常受折磨。离家以后，在大千世界中，不知去何处去寻找知音。找不到知音，又将会受折磨。想到这一点，作者不觉伤心落泪，也是很自然的。这种担心和忧虑，真实地反映了一个革命者刚踏上革命征途的思想状况。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这四句是深入浅出的鉴湖女侠的自我写照，她运用“身与心、列与烈”两句四字谐音和意义不同的显著变化，来表达她的抱负、志向和思想感情的转变，正是上接“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这两句进一步的思想发展。紧接着表明她是一个“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的富有感情的人，但不幸偏遇着这么一个庸夫俗子的丈夫，因她穿着男装独自去看了一次戏，竟遭丈夫的辱打，不由她不发出“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这样的浩叹。
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