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论诗，讲求“诗趣”，宋人魏庆之在他的《诗人玉屑》中专辟“诗趣”一门，罗列了“天趣”、“奇趣”、“野人趣”、“登高临远之趣”以为“诗趣”之宗。穆修的五言律诗《鲁从事清晖阁》，以清新的笔触勾勒了一幅恬静、闲适的风景画，是一首得“天趣”之作。
此诗咏友人新建楼阁而作。首联直书其事，写主人公于溪边新造楼阁，句中称其“庾郎”，以赞其风流儒雅。颔联写得很有气势，见出楼阁甫成，登高览远，万物为之气象一新的情景。颈联绘出烟霭迷离中所见动景，视野广阔，突出表现了楼阁之高迥。尾联写主人公公事完毕倚栏吟咏的清兴。全诗清新自然，颇有情致。
诗题“鲁从事清晖阁”，“清晖阁”是鲁从事所建阁名，诗人赞扬他的这一举动是“真好事”。“溪阁斩新开”，用字新颖。首联交代了清晖阁的主人——鲁从事；点明了位置——水边，并点明这是一座刚刚落成的新楼阁。
颔联写阁中所见，呼应首句“真好事”。“水石精神出”，意思是说，登上新建的楼阁一望，眼界顿开，原来隐而不露的水石佳处立时呈现在眼前。精神即指水石佳处。溪阁未建，佳处无人领略；溪阁一建，佳处立见。“出”字下得有力。“江山气色来”，临水之山，因水气熏蒸，显示出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的生气。山水辉映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韵味。所谓“气色来”，即指这种境界。
颈联写远景。雾气氤氲之中，白鹭分行而立，境界优美，宛如一幅山水画。“疏”，表现出了山野的空旷与冷寂。“远霭见帆回”，诗人在远眺中；看到烟霭里船帆悠悠而行。既写出了江水在日光的照耀下朦朦胧胧的景象，又使归帆显得遥远而模糊，给人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这两联前二句虚写，后两句实写，把读者引入了大自然清远高旷的境界。
中间两联的写景寄寓了诗人的某种心境，而尾联则是直接的表露。诗人热爱这大自然的闲淡和高洁。他非常羡慕鲁从事在公务之余，能有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去处。
宋初的诗歌，尚朱脱离唐人的窠臼。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人运用清新的语言、虚实相间的笔法，描绘出鲜明的形象，为江山传神，亦不在唐人山水诗之下。
戴复古的诗中同情劳动人民之作不乏其例。著名的如《庚子荐饥》等。可以看出，尽管戴复古名列江湖诗人之榜，但他并非一味地逍遥江湖。社会时事、人民生活时常撞击他的心灵，使我们更加了解了作者“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良苦用心。
本诗在表达“农夫夏耘”而“吾安坐”这样一个主旨时，大胆地运用比喻和想象。虽然《庄子》中就是“今以天地为大炉”的说法，贾谊《鵩鸟赋》中也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但是，他们所要表述的思想实质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可奈何，而戴诗在运用这些比喻和想象的同时，又强调了农人于酷暑中的辛勤劳作，以致秋日百谷才能有收获。这样，就把暑热与农人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诗的主题也在暑热与农人劳作的交汇中得以升华。他用对生活深刻体验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已经由“悯农”上升到“敬农”。较之唐代诗人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思想境界更高一筹。
此诗是刘禹锡以牡丹为题的唱和诗作。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道尽沉浮感慨。
诗作前句与令狐楚唱和，从其诗意点明了临到开放主人却不在的创作背景，平铺直叙不起一字波澜。值得体会的，是诗人借别牡丹写别家别京城的写作手法，以牡丹的鲜明形象寄托了家和京国的含义在其中，字在牡丹而意属别离，使得诗意委婉清新。
而紧随话锋突转：“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莫道”两字戳破“两京非远别”之谬，用否定的句式表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春明门”则以小处着眼，以出春明门这离京赴东都的必经之门代指离京去国。“即”字是言离京一步便是天涯，情感强烈，笔法夸张。从“一栏花”之小，到“天涯”之大；以“春明门”之近，到“天涯”之远。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句式、借代夸张的修辞手法十分精炼的表达了离京的深深感慨。前句委婉清新，后句却尽意抒怀，前后情感强度反差也使诗中情感愈加鲜明，更是将离京之凄楚眷怀诉说的淋漓尽致。全诗借牡丹为题，言在牡丹，韵系离愁，道尽去京国赴天涯的沉浮感慨，是一篇借物抒怀之佳作。
刘禹锡唱和之作较令狐楚诗情感更强烈，能言令狐楚所未能言，此宜结合作者生平体会。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连贬远州司马，又受尽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是远离京国的逐放生涯。故而尽管是写令狐楚离京，刘禹锡唱和为友不平，又何尝不是杂糅了刘禹锡对自己坎坷仕途的感慨，此诗非是为一人而不平。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