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吕氏春秋》说：“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曰：‘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于是涂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于是娶涂山女。”此段引文系据《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转引，今本《吕氏春秋》失载。又《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亦有《涂山歌》，全诗为：“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一》亦有《涂山歌》，全诗为：“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于家室，我都攸昌。天人之际，於兹则行。”这两个版本文字较繁，是据《吕氏春秋》又加增补而成。《吴越春秋》中并说到涂山女的名字叫女娇。（《吴越春秋》：“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证也。’于是涂山之人歌之。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夏禹娶亲之事，发生在治水过程中。《史记·河渠书》说：“禹抑洪水十三年。”《汉书·沟洫志》说：“禹湮洪水十三年。”关于这十三年中的情况，《史记·夏本纪》中有概括的介绍：“（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但《尚书·益稷》记大禹的自述为：“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又《吕氏春秋》说：“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这两则材料都是说大禹只告了四天“婚假”，即“复往治水”。可见其婚娶是在治水期间。《史记》所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是不包括回家结婚这一次的。《孟子·滕文公上》说大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或许此“八年”是从新婚离家时算起；这样，大禹“三十未娶”，于三十岁这一年结婚时，在外治水已有五年的历史。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见《礼记·曲礼上》，但《仪礼·士冠礼》等说十九而冠），表示已成年，可以娶妻了。大禹至三十岁而未娶，已是晚婚的“大男”。《吕氏春秋》说他急于结婚是“恐时暮失嗣”，即担心年纪大了不能生育，无法传宗接代。他对女色并不贪恋，所以新婚才四天便重又离家去治水了。

　　大禹的婚姻，据开头所引《吕氏春秋》中的资料，可见是很带有传奇性的。在走到涂山时，他预感到自己的婚事将会一帆风顺，所以说：“我娶亲，一定会有想嫁我的人。”正当其时，有一只长着九条尾巴的白色狐狸来到他面前。古代一般认为狐狸是瑞兽，是吉祥的征兆，因而他说“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意思是出现白狐，也就是象征衣裳也是白色的自己将迎来吉利的事。涂山当地的人，也从白色九尾狐的出现预感到把涂山的一位少女嫁给大禹，将会降福给涂山，于是便编了这首短歌吟唱。首句中的“绥绥”是描述狐狸的样子。前人对《诗经·卫风·有狐》的“有狐绥绥”之“绥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雌雄并行貌或独行求匹貌。《涂山歌》中之白狐既然有一定的象征性，当以独行寻求配偶的后一解释较为近是。次句以表示厚实、粗大的“庞庞”形容白狐的“九尾”。以上两句，是用具有象征和比喻意味的瑞兽白狐独行求匹的意象起兴，接着的后两句即转向关于大禹求偶的正题。古人所谓“女有家，男有室”（《左传·桓公十八年》），指男女的结婚成家。故“成于家室”，即指大禹同涂山当地的女子成婚。涂山人认为这件婚事意义深远，故结尾一句说“我都攸昌”。“都”，原指城邑，这里具体指涂山当地；后两句合起来的大意就是：大禹与涂山女子成亲会使当地繁荣昌盛。

　　这首《涂山歌》的传奇性，从另一角度来审视，便具有一定的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吴越春秋》中的《涂山歌》所增补的句子中有“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二句，更是直接站出来表明九尾白狐与大禹婚事二者之间正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从科学的观点看，将社会人事同自然现象作简单的比附，这当然是荒唐的；但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史来看，诸如此类的天人感应，正好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幼稚的一面。读这样的诗，除了令人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之外，也使读者如同成年人面对幼稚天真的儿童一般，可以领略到一份意想不到的轻松与喜悦。

　　这是许浑在宣城送别友人后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前后两联分别由两个不同时间和色调的场景组成。前联以青山红叶的明丽景色反衬别绪，后联以风雨凄其的黯淡景色正衬离情，笔法富于变化。而一、三两句分别点出舟发与人远，二、四两句纯用景物烘托渲染，则又异中有同，使全篇在变化中显出统一。

　　“劳歌一曲解行舟”句写友人乘舟离去。古代有唱歌送行的习俗。“劳歌”，原本指在劳劳亭（旧址在今南京市南面，也是一个著名的送别之地）送客时唱的歌，后来遂成为送别歌的代称。劳歌一曲，缆解舟行，从送别者眼中写出一种匆遽而无奈的情景气氛。

　　“红叶青山水急流”句写友人乘舟出发后所见江上景色。时值深秋，两岸青山，霜林尽染，满目红叶丹枫，映衬着一江碧绿的秋水，显得色彩格外鲜艳。这明丽之景乍看似与别离之情不大协调，实际上前者恰恰是对后者的有力反衬。景色越美，越显出欢聚的可恋，别离的难堪，大好秋光反倒成为添愁增恨的因素了。江淹《别赋》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借美好的春色反衬别离之悲，与此同一机杼。这也正是王夫之所揭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的艺术辩证法。

　　这一句并没有直接写到友人的行舟。但通过“水急流”的刻画，舟行的迅疾读者可以想见，诗人目送行舟穿行于夹岸青山红叶的江面上的情景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急”字暗透出送行者“流水何太急”的心理状态，也使整个诗句所表现的意境带有一点逼仄忧伤、骚屑不宁的意味。这和诗人当时那种并不和谐安闲的心境是相一致的。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句则是表明诗的前后联之间有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朋友乘舟走远后，诗人并没有离开送别的谢亭，而是在原地小憩了一会。别前喝了点酒，微有醉意，朋友走后，心绪不佳，竟不胜酒力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薄暮时分。天色变了，下起了雨，四望一片迷蒙。眼前的江面，两岸的青山红叶都已经笼罩在蒙蒙雨雾和沉沉暮色之中。而朋友的船，此刻更不知道随着急流驶到云山雾嶂之外的什么地方去了。暮色的苍茫黯淡，风雨的迷蒙凄清，酒醒后的朦胧，追忆别时情景所感到的怅惘空虚，使诗人此刻的情怀特别凄黯孤寂，感到无法承受这种环境气氛的包围，于是默默无言地独自从风雨笼罩的西楼上走了下来。（西楼即指送别的谢亭，古代诗词中“南浦”、“西楼”都常指送别之处。）

　　第三句极写别后酒醒的怅惘空寂，第四句却并不接着直抒离愁，而是宕开写景。但由于这景物所特具的凄黯迷茫色彩与诗人当时的心境正相契合，因此读者完全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的萧瑟凄清情怀。这样借景寓情，以景结情，比起直抒别情的难堪来，不但更富含蕴，更有感染力，而且使结尾别具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韵。

　　此诗主要表达了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惆怅。前二句以青山红叶的明丽景色反衬别绪，后二句以风雨凄凄的黯淡景色正衬离情，以描写景色作为反衬的手法表达情感，笔法富于变化。

　　汉武帝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据《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这二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而另一篇赋则未知何指。由《汉书·艺文志》之著录，印证汉武帝的今存作品，不难发现汉武帝不仅好辞赋，而且还亲制辞赋。他的《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

　　赋分正文与乱辞两部分。正文主要通过幻想与追忆，抒发对亡妃李夫人的绵绵伤痛。赋的开头四句：“美连娟以修嫣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新宫可筑，而美好生命逝去就再也不能回来。这与“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的对生命易逝的悲痛无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武帝在哀悼李夫人的同时，对生命的短暂进行了深沉思考。接下来的“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两句，是对李夫人身处墓中凄惨境况的想象。在此，武帝不写自己如何伤怀李夫人的早逝，而是写李夫人的亡魂在墓室中为思念自己而心伤，这种进一层的写法，想象大胆奇特，倍加抒发了武帝的无尽哀伤。而“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以眼前秋景抒心中哀情，再次传达出对爱妃早逝的伤痛。在这种伤悼的心理引导下，作者想象其灵魂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的踪迹，见到了“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的李夫人。如此神奇想象，如梦似幻，足见汉武帝对李夫人思念之刻骨铭心。

　　接下来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驩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由冥冥想象，转入对往日欢乐生活的追忆；由对往日的追忆，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的幻境中。在此番幻境中，李夫人的身影是“忽迁化而不反”，或“哀裴回以踌躇”。以李夫人灵魂的不忍离去来表达作者对夫人灵魂归来的强烈期盼。然人死不能复生，武帝最终在李夫人灵魂“荒忽而辞去”、“屑兮不见”的幻境中，再次回到眼前阴阳相隔的残酷现实，“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无限伤痛，如流水连绵不绝。

　　乱辞再次抒写了对李夫人早逝的无限悲痛，表示将不负其临终所托，体现了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深情。乱辞中从“弟子增欷”到“倚所恃兮”一段，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凄恻场景，极其感人。这一段对李夫人兄弟和稚子伤悼李夫人的哀恸场景进行描写，极富人情味。从中不难发现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亦有普通人真挚感情的一面。

　　《李夫人赋》在汉武帝时期甚至整个汉代，都是颇具特色的重要抒情赋作，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在辞赋题材方面具有开拓意义。今存武帝之前的悼亡文学，有《诗经》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但皆以诗歌形式出现。而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悼亡赋，则非《李夫人赋》莫属。马积高认为此赋乱辞一段“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其实，《李夫人赋》不仅仅在写作手法上“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更在悼亡赋题材上有开拓之功。汉武帝《李夫人赋》之后，悼亡赋继作不断。如曹丕《悼天赋》、曹植《思子赋》、王粲《伤天赋》《思友赋》、曹髦《伤魂赋》、潘岳《悼亡赋》、南朝宋武帝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江淹《伤爱子赋》《伤友人赋》、宋人李处权《悼亡赋》等，皆属此类。众多悼亡赋作的出现，使悼亡成了中国古代辞赋的一大重要题材。

　　其二，《李夫人赋》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文学提供了借鉴。一是《李夫人赋》以“桂枝落而销亡”比喻李夫人之死，这一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因袭。如，潘岳《悼亡赋》“含芬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念桂枝之秋霣，惜瑶华之春翦”、梁简文帝《伤美人诗》“香烧日有歇，花落无还时”、阴铿《和樊晋陵伤妾诗》“画梁朝日尽，芳树落花辞”、李处权《悼亡赋》“信尤物之易毁兮，审奇花之早落”，等等，这些都是以花落喻妻、妾的死亡，是对《李夫人赋》中以“桂枝落”喻李夫人死的承袭。二是《李夫人赋》以幻觉抒哀情，将心理幻境与眼前实景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继承。在《李夫人赋》之前，《邶风·绿衣》悼亡，主要通过睹物伤人，表现作者哀思；《唐风·葛生》悼亡，在睹物伤人的同时，对亡人坟茔的凄惨景象进行描写，以抒写作者“予美亡此，谁与独处”的悲伤。而《李夫人赋》悼亡，则充分利用辞赋长于铺陈的优势，展现了汉武帝伤悼李夫人时产生的种种幻境，以此表达心中的无尽感伤。在描写心理幻境的同时，《李夫人赋》还在乱辞中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眼前实景，进一步写出了对亡妃的无限悲思。这虚实相间的抒情方式，使全赋在哀伤百转的同时，充满着神奇和迷幻。《李夫人赋》的这一艺术独创，为后世同类题材文学所接受。如潘岳《悼亡赋》：“神飘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余颜。……延尔族兮临后庭，人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想象亡妻灵魂的飘忽不返及其妆扮，并将这一心理幻境与“空室”、“人已化”的眼前实境结合起来，表达了不尽悼念之情。又如江总《奉和东宫经故妃旧殿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苔生无意早，燕入有言迟。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李处权《悼亡赋》“悄空闺之岑寂兮，想音容于冥漠。……把怀平生之好合兮，竟缱绻而难舍。觊魂梦之可接兮，睇长松于广野。虽涸流以濡翰兮，浩予悲之莫写”，都是将眼前实景与心理幻境结合起来抒写对亡人的思念。这些，都可以看出《李夫人赋》对后世悼亡诗赋艺术手法的深远影响。

　　其三，《李夫人赋》是汉代抒情赋作的先导。在《李夫人赋》之前，骚体辞赋已成为汉人抒情的主要文体，但大多是在代屈原立言之际表达个人的不遇情怀。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惜逝》、严忌的《哀时命》等，情感虽挚，但终隔一层。而《李夫人赋》虽为骚体，但直抒作者在李夫人死后的内心感受，这种抒情手法不仅较借代古人立言来抒情要自然亲切得多，而且开启了汉代抒情赋作的先河。这种情感的直接抒发，是对《诗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屈骚“发愤以抒情”传统的弘扬。《李夫人赋》之后，虽代屈原立言的拟骚赋仍有继作，但抒情赋作至东汉已逐渐蔚为大观，特别是汉末魏晋的伤悼赋，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的赋作，这是《李夫人赋》导夫先路的结果。

　　其四，《李夫人赋》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汉武帝《李夫人赋》在沉痛伤悼李夫人的同时，体现出对生命易逝的思考。这与汉武帝的世界观变化有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之《武帝纪》《郊祀志》等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深感到生命的脆弱，从此逐渐沉迷于神仙。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他的《秋风辞》和《李夫人歌》中。在这里，对功业的孜孜以求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对生命存在的珍视与爱恋。汉武帝的这类作品，与同时代出现的《战城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等作品一道，透露出汉代文学创作的嬗变：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主题逐步转向抒写真情、思考生命的主题。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其意义之重大，值得后人在研究西汉文学时给予充分重视。

　　写作此诗时作者已经被关押整整三路，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然而，高官厚禄不能软服，牢狱苦难不能屈服。他衰鬓霜染，意志弥坚。牢房冰冷潮湿，饮食艰涩难咽，妻儿宫中服役，朝廷苟且投降等惨痛的现实，令文天祥感受到人生末路穷途的困厄艰难。他用一支沉甸甸的笔，蘸着热血和心泪，写就了这首悲而不屈的短诗。

　　这一首诗，诗句冲淡、平和，没有“天地有正气”的豪迈，没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只表现出大英雄欲与家人共聚一堂欢饮屠苏酒过元旦的愿望，甚至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丝寂寞、悲怆的情绪。恰恰是在丹心如铁男儿这一柔情的刹那，反衬出勃勃钢铁意志之下人的肉身的真实性，这种因亲情牵扯萌发的“脆弱”，更让我们深刻体味了伟大的人性和铮铮男儿的不朽人格。

　　《除夜》一诗，没有雕琢之语，没有琐碎之句，更无高昂的口号式咏叹。可是，我们仍旧感到心灵的一种强烈震撼。无论时光怎样改变，无论民族构成如何增容扩大，无论道德是非观念几经嬗变，文天祥，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忠孝节义人格的伟大图腾，万路不朽，颠扑不灭，仍会是在日后无数个世代激励一辈又一辈人的道德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