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虽没有直接铺陈颂扬屈原的伟大人格，却反用《楚辞·渔父》，别具匠心地设置一个对立面，以屈原为主，以渔父为副，以副托主，以渔父“混世”的反语来激励屈原，亦是暗喻自己，流露出对同流合污者的憎恶与痛恨，也陈述了其对人生处事的鲜明独特认识与理解，披露出其政治失意后的激愤无奈心情。
“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句，诗人反用《楚辞·渔父》之意，告诫世人不要如屈原那般的明辨是非、宁死不折的积极入世态度。
“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句，直接表达观点，明喻人生在世的处事方式，就应当如渔父那般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的消极出世态度。
“沧浪有钓叟，吾与尔同归”句，用形象表达观点，透露出韬光养晦才是真正的处世态度，愿意追随渔夫的思想和行迹，隐居江湖，不露才华。
诗人虽没有直接铺陈颂扬屈原的伟大人格，却反用《楚辞·渔父》，别具匠心地设置一个对立面，使得诗意内涵全熔铸在一个整体对比性构架之中，实则以屈原为主，以渔父为副，以副托主，以渔父“混世”的反语来激励屈原，亦是暗喻自己，从而造成更强烈的对比，间接赞扬了屈原的崇高精神，也贬抑了渔父的消极态度，只好异途殊归，各行其志，呈现出诗人对同流合污者的憎恶与痛恨，也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处事的鲜明独特认识与理解，字里行间透露其政治失意后的激愤无奈心情。
竹为树中君子，鹤称禽中高士。南朝谢庄《竹赞》说“贞而不介，弱而不亏”；鲍照《舞鹤赋》则称鹤“钟浮旷之藻质，抱清迥之明心。”“对竹思鹤”这一诗题本身，就先透露了作者的命意所在。对竹，是实景；思鹤，是虚拟。诗的构思，在历代众多的咏竹、咏鹤诗中又是蹊径独辟，自具一格。
“清”字，是全诗的立意所在。前二句，诗人“对竹”于洛阳伊水之滨，水竹相映，境界清而可见。这并非是首创，南朝齐时虞羲的《江边竹》诗已有先例，而唐人诗中更不乏其例，如白居易《画竹歌》说：“野塘水边欹岸侧，森森两丛十五茎。”可见不仅诗人，画师亦早已取此为景。然而钱氏连着“瘦”、“萧萧”、“风”、“露”、“清夜”、“秋”诸语，却又显示了西昆派诗人善于锤炼的艺术造诣。清伊东流，又正值风轻露白的清秋之夜。这清迥的背景，更衬托出丛竹的瘦劲之骨，箫萧之韵。两个“立”字韵味悠长。这萧萧瘦玉，只宜于清秋之夜，野水之滨，一种孤高不群的意态，顿时从两个“宜”字中传出。“宜”与“不宜”，又是诗人的主观感受，所以作者的情趣又从两个“宜”字中隐然可见。三句“更教”二字正就两个“宜”字接过，由“对竹”而到“思鹤”。鹤为“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骐骥”（《相鹤经》），《诗经》也说“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以仙鹤配野竹，韵趣相通。
“尽是人间第一流”，是全诗的结穴。瘦竹、清风、凉露，仙骥，都是第一流的雅物。在这尘世，只有第一流的雅士才能欣赏这清超脱俗的第一流雅境。对这一点，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评此诗命意含蓄而贴切，评论中肯。不过，他忘了知人论世，忘了说明钱惟演是否够得上“第一流人”。
这首《对竹思鹤》，表面上是写浮云野鹤，清高脱俗，骨子里却是一种牢骚。他这只“鹤”是忘不了玉墀丹陛的。所谓的“第一流”，实有所不称。因此《对竹思鹤》作为诗来说颇有佳处，但却经不起深究。
旧时有蜀国国王化身杜鹃悲啼的传说。这可能是前人因为听得杜鹃鸣声凄苦，臆想出来的故事。此篇咏写子规，就从这个故事落笔，设想杜鹃鸟离去繁华的国土，年复一年地四处飘荡。这个悲剧性的经历，正为下面抒写悲慨之情作了铺垫。
由于哀啼声切，加上鸟嘴呈现红色，旧时又有杜鹃泣血的传闻。诗人借取这个传闻发挥想象，把原野上的红花说成杜鹃口中的鲜血染成，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增强了形象的感染力。可是，这样悲鸣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故国春来，依然是一片草木荣生，青葱拂郁，含烟吐雾，丝毫也不因子规的伤心而减损其生机。“草似烟”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形象生动。这里借春草作反衬，把它们欣欣自如的神态视为对子规啼叫漠然无情的表现，想象之奇特，更胜过前面的泣花成血。第二联中，“他山”与“旧苑”对举，一热一冷，映照鲜明，更突出了杜鹃鸟孤身飘荡、哀告无门的悲惨命运。
后半篇继续多方面地展开对子规啼声的描绘。不同的地方，持续的鸣叫，它就是这样不停地悲啼，不停地倾诉自己内心的伤痛，从晴日至阴雨，从夜晚到天明。这一声声哀厉而又执著的呼叫，在江边日暮时分传入船上行人耳中，不能不触动人们的旅思乡愁和各种不堪回忆的往事，叫人黯然魂消、伤心欲泣。
从诗篇末尾的“湘江”看，这首诗写在今湖南一带。作者罢官，流寓荆南，这首诗反映了他仕途失意而又远离故乡的痛苦心情。诗歌借咏物托意，通篇扣住杜鹃鸟啼声凄切这一特点，反复着墨渲染，但又不陷于单调、死板地勾形摹状，而能将所咏对象融入多样化的情景与联想中，正写侧写、虚笔实笔巧妙地结合使用，达到“状物而得其神”的艺术效果。这是对写作咏物诗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