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首诗是杜甫写景中的佳作。全诗层次鲜明，结构严谨，更为惊奇的是此诗部分所写只见顿挫而不见沉郁。此诗描写的是农家风光，盛夏作者在农舍邀请李炎畅饮。
“远林”与下文“僻近”相互呼应，说明此处离闹市甚远，幽远深静。并点明李公来游的原因是为了贪凉。此处虽是贫居，但“淳朴”，有“浊醪”，有美景，有乐音，杜甫极力邀请客人留下饮酒，有挽留之意。“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否。”这里写的比较有意思，作者居住此地，知此处有酒，实有“故弄玄虚”之感。下句“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酒从墙头过，展席畅饮美酒，与上句结合，也展现了杜甫少有的浪漫之意。前句很有意思。一来显得是贫居，墙低，故酒可以打墙头递过来；二来也显得邻家的淳朴，为了顾全主人家的面子，不让贵客知道酒是借来的，所以不打从大门而打从墙头偷偷地送过来。杜甫之憎富人，爱穷人，是有他的生活体验作基础的。
杜诗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特点，而“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而真正让我们惊得恰恰是“惊”字，秋好像人一样知道了客人的意愿，刮起了习习清风，可谓顿挫到了极致。下两句用对偶句描写了林间鸟儿斗架、蝉鸣，为下句铺垫。“苦道此物聒，孰谓吾庐幽。”这两句是说：我不禁“苦恼”的埋怨道这些东西吵闹，谁说我的草庐幽静呢？杜甫此时的苦恼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苦恼”，而是假意的苦恼，这中“苦恼”正是作者得意之处。最后四句是说：因为村野僻远，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拿来款待客人，只好将此问美好的景色充作留客之物。西家的酒，也许没有了，不能不更想个办法，总之委屈不了你。从这里也显示了杜甫的淳朴、豪爽。
这是一阕悼亡词。悼亡的题材，在宋词中还不多见。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悼王氏夫人，当是词中悼亡最早的名篇，继之则有贺铸的《半死桐》“重过阊门万事非”一阕也堪称绝唱。到南宋吴文英《梦窗词》中亦有悼亡之作，只是语涉隐曲，本事难考了。悼亡词到清代不仅面广量多，而且情深而凄、笔致细腻的篇什叠出，最著名的当然是纳兰性德(容若)的那些哀伤卢氏之逝的作品。《青衫湿遍》就是纳兰众多悼亡词中的一阕自度曲的词牌名。因为周之琦的生日与南唐李煜一样是农历七月初七，所以他对李后主词的情韵格调多有向往，而纳兰是举世皆知的继李煜词的一脉法乳的大家，这样，周氏对纳兰自度曲的音节深能体会，他说“虽非宋贤遗谱”而“有可述者”，显然认为其与唐宋风调如符契合。
周之琦的妻子沈氏病卒于道光九年(1829)端午前后，这年词人四十八岁。据他在六十岁时所作的《阮郎归·余以嘉庆癸亥就婚于长沙郡署，阅今三十九年，旧游重历，距先室之殁一星终矣》一词可以确知，周之琦和沈氏结褵于嘉庆八年(1803)，那么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这从他别的一些悼亡之作中所说的“梦缘短，弹指廿七年华，匆匆去如箭”等等，也可得到佐证。各种材料表明，他们伉俪情笃，情感至深，中年丧妻，是极其哀痛的。所以，此词真挚动人，无套语滥调或敷衍题目之弊。
此词上片写玉碎魂消的死别之哀，下片则追忆生前相互怜爱的缠绵深情，从而益托起斯人永逝之痛。全词不仅笔笔写实，贴切入微地组合起各个细节，不落空泛，而且处处体现出特定的依恋难舍，难以排解的心理状态。正是如此，故有一种揪心悲痛所升化的艺术感染力，攫人心魂。
起句“瑶簪堕也”四字是提挈全词之句，以玉簪碎断难再愈合的意象，总写亲人永去不复返。从这一声长歌当哭的苦吟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肝的悲哀。“谁知此恨，只在今生”是说原以为我们夫妻永好，白头偕老的，此生此世不会有中途分手的事;谁知道遗恨三生的大悲痛事竟然这样突然发生在眼前!“谁知”二字的迸发，将心理上所承受的未及预料的、与初衷大相径庭的沉痛充分表现了出来。词笔看似平易，实则是以逆入之势转而倒出的气韵着手的，故大大增强了情感的烈度。
周之琦的悼亡情思是紧紧扣住在“谁知”二字上的，这是一个情结，一个心头无法解开的结。他说：我们夫妇不会也不应有此生离死别的事的!这在铁的事实面前即实际上硬生生明摆着的生离死别的格局面前，愈表现得执拗、不合事理，愈见其痴苦之极，心伤之极。呼天抢地般不愿承认既存事实，适足以透现出一种无可比拟的失落感的凄怆。任何语言都抵不上这句执拗地拒绝接受已不可能不接受的事实的话的悲哀程度的。下面文字实际上都基立在这“谁知”的思路上。
词人说，我俩日常最“怕说香心易折”!连“香心”的折断都怕言的我们，现今竟然面对的是“烬落残灯”的事实，这怎能叫我受得了?香心，原是美而易消失的意象，借喻两情相合两心相通的一瓣心香。愈是美好的事物总是怕其消失天折，然而可怕的事终究来临了!烬，灰烬，此处作动词“烧尽”解。词文至此，全从心态的失重，失去平衡的角度来表述哀苦之思。
词人又说：在你弥留之际，在你“兼旬”——一二十天处于昏迷状态时，我总认为你是会醒的，你不过是入睡入梦而已。每天夜晚守护着你，看你总是“恹恹睡”着，我也总是这样“猜”着。“尚猜他、梦去还醒”句极辛酸极痴挚，这其实只是一种痴妄的愿望而已。事实上沈氏夫人临殁前显然已知觉早失，昏迷难醒了的。这样以平易常见的细节锤炼入词，益见其情的真与深。
上片结句“泪急”二句是“猜”的愿望破灭，“谁知”的事实确凿无疑来临时的心态的描述。“翻嫌错莫”是说在痛泪滂沱中总以为这不是事实，是错觉吧!是感觉的差错吧!对妻子“魂消”而逝这事实这情景“直恐分明”，但希望这不是真的，不是明白无疑的宣判!读到这里，前面种种心态的起伏变化，吞吐抑扬的笔势可说到了高潮之波峰，那种一唱三叹的丧逝之情毕现无遗了。
下片“回首”二十七年来共同生活的情景，深化“谁知此恨，只在今生”之意。在书斋中，在镜阁上，他们有多少恩爱相处犹如同栖一枝的“并禽”那样的往事啊!“怜我怜卿”，“怜”字一分为二地连用，正是为表现“我”与“卿”的心的相合为一，这是“卿怜我我怜卿”的缩压句式。怜，就是爱，这“怜”字是下片的核心点。
词人说：往年我们暂时小别，也总是愁“道远”，忧空间阻隔太大而思念不已。那么现在怎忍受得了“泉路深扃”这种碧落黄泉，人天相隔的凄惨渺茫的死别啊!
词人又说：往昔最怕在“银笺”上抄写《瘗花铭》，连葬花之辞都怕抄写的我，又怎能面对赋悼亡的现实啊!我们曾经常相互慰藉，矢志“身在情长在”，爱与生命同存!然而，事实上我们的情爱又岂止如此而已?“纵无身、那便忘情”!即使你魄消玉化了，我也无法忘却我们的伉俪深情。这一句是上句的翻进，是加一层法。总“暂别”到“漫商量”二句，一用“况”字折进，一用“纵”字翻深，二个细节的运用，海枯石烂的情思臻于极顶。尽管没有任何夸张语辞，却在极本色的文字中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一腔纯真的感情，是不可能从心头流出这种赤挚文字的。周之琦在此后二三十年岁月里，始终怀念着亡妻，从《心日斋词》全集中可以证见，这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大吏，对一个才华甚高的文人来说，很是不易的。
末二句中，“梅霖”既切合沈氏去世的时令，又以黄梅雨的渐沥之声烘托悲凄的心境和氛围。长夜悲思和窗外的梅子酸雨融合一气，只觉得凄楚寒颤，心底凉生，犹若“秋声”入耳，敲击心扉。“梅霖”是仲夏之雨.“秋声”则乃深秋落木萧瑟之响，这种变幻变形的感觉，不是错觉，而是心情在极度悲伤时的真切感受。周之琦运用这一类似变形表现手法来写特定的情怀，并达到裹住全词以入凄苦境界中去，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
上片，借赞扬古代贤明之士来表达对同情者的仰慕之情。 “徐邈能中酒圣贤”，是隐喻徐得之的直言相谅，秉性修甚，颇有徐邈能识酒的清浊（世道清浊），醉而不问公事的洒脱气质。“刘伶席地幕青天”，是隐喻刘唐年隐居乡间，简从陋出的生活和贤明放达的性格，如同“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屋无室庐，幕天席地”的旷达胸怀。“潘郎白璧为谁连”，是隐喻诗人潘大临与挚友的友善。两者分离，苏轼发出“潘郎白璧为谁连”的哀叹。苏轼有意将古之徐、刘、潘三贤才与今之徐、刘、潘三贤才同姓偶合，为的是表达苏轼向慕贤明，追求旷达的处世观。
下片，直抒欲回朝不成，真做隐士又无奈的仕宦观。“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点明苏轼目前的“无可奈何”的政治处境和“新白发”的衰老生命。苏轼离开黄州友善的人后感到寂寞孤独。即是死后，不如归葬于家乡的青山秀水边。这是苏轼视死如归的坦荡的生死观。“恨无人借买山钱”，进一步写自己欲回朝不得，欲隐居不能的无奈愁绪。一个“恨”字道出了这种只能退步、安居现状的随缘心态。
全词，运用三个历史人物来隐喻三个现实人物，再由三个现实人物而联想到苏轼自己的政治处境与适应心境，可谓借古喻今的绝妙构想。文字含蓄精练，蕴涵着丰厚的思想情感，是苏轼感旧词作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