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用轻松活泼的笔调写自己梦中泛舟西湖和被雨惊醒后的情景。
上片写梦中泛舟西湖花底，骤雨打篷，从梦中惊醒。“午梦扁舟花底，香满西湖烟水。”“扁舟”，小船；花底，花下。词人午睡，梦中驾着小船在西湖荷花之下泛游，烟雾缭绕的水面上荷花的香味四溢。这两句写的虽是梦境，但形象逼真，如同一幅绝妙的水墨画，淡笔素描，勾勒出湖面胜景的一个轮廓，呈现在读者面前。“急雨打篷声，梦初惊。”突然，一阵暴雨击打船篷的声音，把他从梦中惊醒，一瞬间，先前的扁舟、荷花、烟水顿时消失，可以想见，词人此时对梦境还有些留恋，对雨声打断他的美梦不无遗憾。
下片写醒来所见景物，与先前的梦境相映成趣。“却是水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却是”二字，承上启下，把梦境和现实串在一起。原来，先前梦中听到的“急雨打篷声”，睁眼一看，是雨点落在门前水塘中的荷叶发出的声音。“跳”字说明雨下得很急，与上片的“打”字相呼应。雨珠在荷叶上活蹦乱跳，形同一粒粒的珍珠，“珠珠”被雨点击散，又重新聚合，因此说“散了……还聚”，若不是观察仔细，是很难提炼出这样的佳句来的。“聚作水银窝，泻清波。”“水银”二字作比喻，形象地写出水珠在荷叶上滚动聚合的状貌。这两句是说，雨点聚多了，聚成水银般的一窝，此时叶面无法承受它的重量，叶上的积水便泻入水中。“跳”、“散”、“聚”、“泻”，四个动词连用，把雨打荷叶，荷叶面上水珠滚动，周而复始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
词构思巧妙，意境新颖，梦境与现实对照写来，曲折而有层次，极富变化，细细品味，似乎看到晶莹璀灿的珍珠在碧绿的“盘”中滚动；似乎嗅到荷花的阵阵幽香，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杭州西湖外的葛岭、宝石山，统称北山，是杭州一大景区。杨载在四十岁以前，常居于此，留下了不少诗篇，本诗就是其中被选家注目的一篇。
杨载作诗，锻字炼句，是很下功夫的； 这首七律，在格局上并无特异之处，可观的全在于措辞的刻意求新，不肯从俗从熟。首联第一句“愁耳偏工著雨声”，把老是听闻忧愁之声的双耳称为“愁耳”，已经很精炼了；把爱听称为“偏工”，更觉生动，显得这“愁耳”很有性格，于听雨这事格外精工，超乎其他功能（偏，出乎寻常之意）。但是这二者还都不及一个“著”字更见诗人的功夫——既然“愁耳”“偏工”于听雨，那么它听起来也不同往常，是紧紧地附（著，附着）在雨声边；这雨声，也仿佛不是落在窗前户外，而是擦耳而过！这是贯注了多少劲力才炼出的一字啊！没有这一字，便不足以匹配前四字；而诗人写下四字在前，就势必要求有一更奇之字紧随在后：看来，诗人是处处在为自己出难题，而时时为解出难题而自得。
“好怀”，指对美好事物的怀思、眷恋。诗人素爱美景，时常惦记着不要误了游览的时机、辜负了大好山色空自寂寞；现在想到雨中北山定别有情趣，自然更不能不一往了。于是，首联虽然只写到“常恐负山行”，但诗人的闻雨上山，已包含在内，诗的颔联，也就能直接写山景了。“未辞花事骎骎盛，正喜湖山淡淡晴。”“未辞花事”就是“花事未辞”，因对仗的关系作了倒装。暮春三月，正是杭州最艳丽的时节，因此，虽然有蒙蒙细雨，也不能令千树桃花万枝柳起推辞为春天作妆点的念头，花枝们仍然在迅速地走向繁盛（骎骎，原意是马的疾行，引申为迅速）。有这许多护春使者在争奇吐艳，西湖上自然是晴山灿烂，即使是在雨中，从北山上鸟瞰下去，这晴山也不过淡了一点而已。这二句里无一“雨”字，却句句都与雨有关，写出的恰切不过的雨中北山之景，笔法真可算“空灵”了。“未辞”和“正喜”，看似闲笔，其实正起着活跃诗句的作用；前者使百花也具有像“愁耳偏工”一样的、不肯推辞走向繁盛的独特性格；后者则道出了诗人的性格。既是具有“愁耳”的人，过分的艳丽自然不谐他的心情，淡淡的晴山才正合他的口味。总起看来，这二句可算本诗中可摘的佳句了。
颈联中的“幽栖吾欲”，也是“吾欲幽栖”，因对仗的原因而作了倒装，游程过半，诗人疲倦了，但在山寺中休憩，也不肯放过访僧问道的机会；幽静的丛林令人爽心愉快，他也起了栖居之念，不肯回归喧闹的城市。这二句，字眼倒没什么突出，但排列得相当紧凑。另外，每句都有一个转折，对仗时非但字面工整，且把转折的意思也两两相对住了、“客”、“吾”二字万可见到，故用“客”字；“欲厌”是心理活动，非“吾”不能道之。这些小巧之处，也体现着诗人的功力和苦心。
尾联中，一个“盘”字又很耀眼。此时诗人大概走到了北山的另一侧，田野的庄稼果树给雨洗得葱绿，预示着一个收获季节又来到了，也令诗人想起去年离家时，家乡也正是这个情景，一年过去了，自己的收获季节在何时呢？这些，都是常见的景象，常有的感慨，就像湖上的晴山一样是“淡淡”的。但有了一个“盘”字，诗句就顿时活跃，夹在大片桑林麦田中的樱桃树和春笋，从北山上望下去，它们婉若游龙、盘错迂曲，非但显得自身的生动，也消除了桑麦大块的单调。这句仍是俯看之景，因此，全诗都牢牢地罩在“游西湖北山”的题目里。
西湖是天下奇观，但这首诗里，我们感到的“奇”，不在奇景，却在奇笔。写奇景恐怕不免与前人撞车，这是后起的诗人最抱憾的事；但若能振起奇笔，还是能证明自己无愧于“诗人”称号的。看来，杨载非但是用功的诗人，也是有志气的诗人，就算是在矗满着名家之笔的西湖上，他也有胆量插上自己的独特的一笔。
这首曲子只有短短的三句，以直白的口吻指出：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所谓理想、抱负，实际只系在一个“权”字上。推动权势，凭谁才能再大，也摆脱不了坎坷的处境。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利小人却可以凭借权势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点出主要观点，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和他的生平经历不无关系，作者的前半生的是辉煌显赫，曾经担任东平路行军万户，为元朝抑制豪绅加大中央集权方面颇有政绩，但引起了当地豪绅的不满，导致豪绅进谗言诋毁他以致罢官。命运之神一下子把他抛入深渊，使他在推动权势的痛苦中倍感世态的炎凉、人生的艰辛。
第“大丈夫时乖命蹇”这种感叹正是作者的这种经历，使他深切地感受到，残酷的现实社会就是如此：有了权，便有了一切。所谓理想、抱负，实际只系在一个“权”字上。推动权势，凭谁才能再大，也摆脱不了坎坷的处境。而那些无能之辈、势利小人却可以凭借权势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
“有朝一日天随人愿，赛田文养客三千”，是说如果有一天天随人愿，自己一定要赛过田文养门客三千人。表露了作者还对权力的迷恋，依然怀抱壮志，希望能东山再起，实现抱负。
该曲平白如话，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地道出权利在某些人心目中的地位。既写出了作者的人生体验，同时也表现了他对强权社会的愤怒谴责，对命运、对现实的不屈服的精神。在艺术上则采用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和反语的修辞手法。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