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发离情别绪的作品。上阕从男主人公起笔,下阕则落在女主人公身上,两阕遥相呼应,如倾如诉。上阕描绘了男主人公的惆怅先是从描摹情态入手的,“怅望梅花驿”,是陆凯赠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的典故,说欲得伊人所寄之梅(代指信息)而久盼不至,因而满怀惆怅:“凝情杜若洲”,取《楚辞·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之意,欲采杜若(香草,也指信息)以寄伊人,却也无从寄去,徒然凝情而望。来鸿不见,去雁也难,终于,他从深思回到了现实:距离阻隔了一对情人,难以相聚。四个长短不一的句子,恰如一组逐渐推云的镜头,在令人失望的结局上定了格。
如果说男主人公的愁绪是悠长而缠绵的话,那么,女主人公的思念则显得炽热急切,字里行间,流露出思妇坐卧不宁百般无奈矛盾心理。“缄素”、“题红”两句用的是书信往来的典故,“远”、“秋”二字,巧妙地点出了她与情人之间音讯断绝的愁绪。最后,焦虑而痛苦的姑娘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伴着情人远行的江水,但愿它能带去她的思念,然而,那不肯回头的流水和着姑娘的失望、抱怨,最终使这段爱情以悲剧作结。不过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不是悲悲切切的叙事,而是一首优美动人的恋歌。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认为:“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无论是表述两人不能相见的痛苦,还是诉说那无边的思念,作者都写得含蓄蕴藉。如“香云低处有高楼,可惜高楼不云木兰舟”:“高楼”指女子居处,木兰舟代喻出游男子:“高楼”与“木兰舟”的距离点出了他们无法相见的残酷现实,“不云”一词用在这里,给人一种语尽意不尽的境界觉。全词没有一处用过“思”字,但字字句句却充满了思念之情,这表明作者遣词造句的艺术工底十分深厚,既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主旨,又保持了词的特点——清远空灵。
作者善于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泛单调。如“梅花驿”、“杜若洲”都是虚指,但又与双方远隔,托物寄情密切相关,写女主人公无人传递书信所选用的“双鱼远”、“片叶秋”以及“江已东流”也都属虚拟,但却和她盼望与情人通信的现实十分吻合,这些虚实的统一,不仅有助于表达男女双方的真切情意,而且拓实了作品的意境,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运用典故也有创新,词中所用大多为常见的典故,但在作者笔下,别有一番情趣。如“双鱼”、“题红”两典的原意都形容书信传情,平安抵达对方手中,而作者却以“远”、“秋”二字平添了悲剧的韵味,颇有新意。
词中虽有典故,但却一样明白,“欲凭江水寄离愁,江已东流那肯更西流”两句,借鉴了白居易“欲寄两行迎尔泪,长江不肯向西流”和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却如同已出,毫无牵强附会之感,很妥贴地体现了主人公的思想和情感。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