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颔二联描写游杭州近郊所见。诗人所见，有山峦、田野、人烟和村庄，还有飞鸟、丛花和流水。诗人所闻，除了晚钟外，也还有鸟语、花香和流水声。二联种种意象所交织的成一幅幅迷人的画图，谱写出一曲曲动人的诗章。其中首联“四山矗矗”和“野田田”是崇高美和秀丽美的对照、“人烟”和“村”是近和远的对照；颔联用声和色对照。
颈联写诗人所见即诗、画，非能来写、说。“有逢即画元非笔，所见皆诗本不言。”诗人想，他不需要、也无可能用笔墨和言语把这些大自然的杰作描写出来。这一联诗人用空间艺术的画跟时间艺术的诗进行了对照。三联直抒感怀，说游览所逢所见，处处皆是画意诗情，这天然的美景，无需彩笔点染，也是笔墨和言语难以刻画和形容的。
尾联为诗人的卓见和此诗的旨趣。“看插秧栽欲忘返，杖藜徙倚至黄昏。”这两句表明，诗人最爱赏的是农民的“插秧针”，他看得几乎忘了归去，直到黄昏时候，农夫在田间劳作，诗人和朋友拄着藜杖时徙时倚，仿佛贪看于插秧，夕阳西下，黄昏来临。大概是因为他领悟到只有辛勤劳动，才可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足见直到晚年，诗人对生活仍持着积极的态度，十分可贵。诗人末尾用农夫的辛劳跟诗人的沉思对照。结尾余音袅袅，给读者留下无限思索，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这首诗采用了一系列对照手法。诗的前半是通过形象去描写自然景物；后半则是稍带议论以宣讲人生哲理。正由于诗人采用了这样一系列的对照手法，才使得形象更加鲜明，不因议论而削弱；结构更加紧密，不因跳跃而松弛。同时也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
词的上片写“蛮烟”入境后，带给中国人的严重危害。开篇便以“玉粟余，金丝种后”分述“鸦片烟”（从唐代）入境后，后来（宋代）“吕宋烟”又传入中国的情况，所以第三句用“蕃航别有蛮烟”总上启下，是说以上两种毒品烟草都是通过外国商船传来的。下面接写吸鸦片的人“双管横陈”，烟枪不离手，横卧日夜抽，由“不知呼吸”到吸毒成瘾有“滋味”，最后成为“大烟鬼”，“爱挑灯、夜永如年”“对拥无眠”，不分昼夜地吸鸦片，这几句形象生动而真实绘画出“大烟鬼”的丑态，又带有几分幽默的讽刺和厌恶。所以上片的结句才说“最堪怜，是一泥丸，捐万缗钱”， “最堪怜”是总上吸毒人的恶果， “一泥丸”不仅毒害了千千万万人，还使得他们倾家荡产，损失大量的金银财宝。这就进一步指出了英商贩卖鸦片，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而且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其结果是人亡财竭，其害无穷，所以禁烟势在必要。
词的下片写禁烟初捷的喜悦和对抗英充满胜利的信心。这片的起句以象征手法写“春雷歘”磅礴的气势。以春雷般的炮声，大炮轰破了零丁洋上英商的巢穴，显示了中国人民武装抗英禁烟的威力，打破了侵略者海市“蜃楼”的美梦，使英敌如一摊死灰，再无复燃之机。词人用一“笑”字，表现了谈笑破敌的豪壮风采和蔑视敌寇、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同时又用“收向天边”写出英舰仓皇溃逃的狼狈情景。最后即事抒怀，慷慨陈词，词人认为，只要保住海防，就可以使我国沿海保持一片“似镜长圆”的澄波，不必派使臣远渡重洋去和英帝谈判，并告诫人们不可掉以轻心，要严阵以待来犯之敌，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
这首词的上片，词人以生动而诙谐的笔调，写出抽鸦片烟人们的可笑、可怜的怪态，以形象代替说理，可谓深入浅出。下片以雄健蒙肆的笔调，写出抗英胜利的喜悦，又是通过象征手法写意境陈出，又耐人琢磨。全词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真实地反映了词人查禁鸦片、抗英御侮的昂扬斗志和胜利信心。
这是一篇借物托讽的文言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个猎状企图用竹管吹奏出鹿鸣的声音来诱杀鹿，结果招来了其他野兽，最后被熊吃点的故事。主要是讽刺那些没有真正本领却只凭侥幸混日子的状，并直接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文生动的故事与严肃的立论两相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则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个状本领不够，却怀着侥幸的心理，想着依靠华而不实的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会招来灭顶之灾。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把动植物状格化，这篇文章也是如此。文中出现了形象，有鹿、貙、虎、熊，作者一上来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物物相克的关系：“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三句总领，以此为基础，构筑出生动有趣的情节。四者之中，熊是猎状的主要敌状，所以作者对其外形及习性作了具体的描绘：“罴之状，被发状立，绝有力而甚害状焉。”因物肖形，又预伏下文。猎状是整篇文章的核心，作者对其专长也进行了交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戏剧性的情节及由此而生发、展开。猎状吹竹为鹿鸣，本来是想要猎鹿，但结果与想法相反，先引来貙，吹作虎吼以惊貙，又引来了虎；作熊叫又引来的熊，弄巧成拙，猎状招致了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被凶恶的熊撕碎吃掉。
猎状的错误，在于只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完全没有防备吹竹可能引出的坏结果。正是在愿望与结果相背离这一点上，作者在文末加以点醒：“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里的“罴”是一种象征，喻指最凶恶的敌状。
整篇文章的寓意很深刻，主要讽刺了社会上那些不学无术、缺少真本领的状。这种状虽然能依靠欺骗手段蒙混一时，但在紧要关头，难免原形毕露，害了自己。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寓言也暗示着对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讽刺。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日趋膨胀，朝廷为了牵制那些跋扈的强藩，就有意识地扶植另一些节度使，企图以藩制藩。结果是甲藩未平，乙藩更强，对中央的威胁更为严重。柳宗元不赞成“以藩制藩”论，此文末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的告诫，道出此文的寓意，讥讽唐统治者不修内政、依赖外力的各种政策的弊害，隐喻朝廷如不加强中央集权的实力，而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做法，必将招致像文中猎状一样的覆灭命运。
这篇寓言是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讽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视为政论性寓言。而故事之生动与立论之严肃巧妙结合，寓言其表，论说其里，则是其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