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大和二年这次考进士在东都洛阳举行,一共录取了三十三人,所以首句说“东都放榜”,次句说“三十三人”。唐代考进士在正月,二月放榜,洛阳花还未开,所以“放榜未花开”。考中的人按惯例要骑马游行,以示荣耀,所以三十三人都“走马回”。“走马回”,就是孟郊《登科后》诗中所写“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思,但孟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杜诗里此时的洛阳却连花还未开。洛阳花在唐诗中多指牡丹,二月的时候牡丹自然没开,至于别的花,恐怕还不在诗人的眼中。“未花开”将情绪稍作压抑,为三、四句蓄势。
“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秦地少年”指的就是题目中的“长安故人”。“关”和“春色”此处都有双关意。“关”既指潼关,也指关试。潼关是从洛阳到长安的必经之路。进士及第后称为“新及第进士”,还要到长安吏部去应关试,通过后才能做官,雁塔题名、曲江宴等也都要在关试之后。杜牧要到长安去应关试,因此“关”便双关潼关与关试。通过关试,登记人选,谓之春关。唐御史中丞韩仪有个朋友要考关试,他做了一首《知闻近过关试仪》诗:“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所以“春色”既指大自然的春色,也指顺利通过关试。“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意思是嘱咐朋友们多准备酒,因为他已经要经潼关到长安,马上就能通过关试,带来无尽春色了。这是志在必得,让朋友们提前准备为他庆祝的意思。
东都“未花开”,诗人却自信已带将春色入关来,一派意气风发的潇洒豪情,可见诗人的自我期许之高。杜牧家学渊源,“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又自幼勤学,抱负远大,眼界奇高,“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无不精通于心。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中评论:“杜牧之门第既高,神颖复隽,感慨时事,条划率中机宜,居然具宰相作略。....牧之后,诗人擅经国誉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清全祖望称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才略不在贾谊之下。可见杜牧的自信不是狂妄,而是有自身实力做保障的。
杜牧到长安之后恰好赶上制举。唐朝科举分常科和制举。常科每年举行,包括明经、进士等数十种科目,制举是用以选拔非常之才的特殊考试,不是每年都有,而是临时设置,由皇帝亲自主持。杜牧在大和二年三月考中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在同一年中接连进士及第、制策登科,这是很难得的。杜牧在《赠终南兰若僧》一诗中写:“两枝仙桂一时芳。”指的就是这件事。孟荣《本事诗》中说他:“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结合杜牧的出色成绩,他在此诗中所表现出的高昂志气,就更好理解了。刘熙载在《艺概》卷二中说杜牧的诗“雄姿英发”“无窠白”,杜牧不仅是诗文雄姿英发,不落窠臼,人亦如诗,英姿俊爽,俊迈不羁,千载之下,犹令人向往其风采。
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