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是怀古之作,写绍兴福王府遗址的衰败,充满繁华消歇,不胜今昔之感。其表现方法是借景抒情。但曲中并无对景物的精致刻画,也不脱离景物直抒胸臆,而是情随景生,情景紧密结合,句句写景都将作者的联想、幻觉、想象、思考熔铸其中。
全曲运用了三组镜头的特写。第一组特写是起首两句,为府邸的总体印象。一目了然的是遍地沙砾,蒺藜丛生,间杂着开花的野菜。据景实录,光写下“蒺藜沙,野菜花”也无甚不可,但作者显然想得更多更远。他耳边仿佛回荡着当年王府寻欢作乐、宴乐升平的歌吹声,眼前闪现着王公和宫女遍身罗绮、珠光宝气的身影。作者将追想与现实叠合在一起,以“梦断”“香馀”作为两者的维系。“梦”是不用说了,盛衰一瞬,繁华成空,确实就像梦境那样无凭。“香”呢,野菜花倒是有那么一点,将这点微香作为“罗绮”的馀泽,看来就是府中人化为黄土后留给后世的唯一贡献。这一组特写用句内对比的手法,繁华豪奢的昔景使残败荒芜的现状显得更为触目惊心。
第二组特写是中间三句,铺叙了王府园内乱云、老树、夕阳、燕、蛙等现存的景物。这些景物本身是中性的,并非福王府所特有,然而作者在述及时一一加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主观色彩的注入,一是通过刻意的组合,让景物所具有的苍凉共性在互相映衬中得以凸现,如“乱云老树夕阳下”之句。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化用典故来实现,这就是关于燕子和青蛙的第四、五两句。“燕”与“王谢家”的关系,经过刘禹锡《乌衣巷》诗句的渲染,已是妇孺皆知。这里劝“燕休寻”,将园内燕子的忙碌穿梭故意说成是有意识的怀旧,悲剧气氛就更为浓烈。“怒煞些鸣蛙”则化用《韩非子》所载“怒蛙”的典故:越王勾践出行望见怒蛙当道,不禁从车上起立,扶着车前的横木向它们致敬,因为“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榜样)乎”!在作者看来,如今青蛙气鼓鼓地怒鸣,是为了“恨兴亡”的缘故。这一组特写,正是借景抒情。
第三组特写为六、七两句,着笔于福王府建筑物的遗迹。作品选取“铺锦池”“流杯亭”为代表。此两处当为王府旧日的游赏胜所,但其名也有渊源。据《开成录》:“(唐)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泉先于池底铺锦,王建《宫词》曰‘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只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是也。”据欧阳修《跋流杯亭侍宴诗》,唐武则天曾在汝州温泉别宫建流杯亭。亭以“流杯”命名,显然是王府内“曲水流觞”的作乐需要。如今池里是“荒甃”,亭上是“破瓦”,可见昔日富丽堂皇的府第与园苑,到此时只剩了一堆废墟。这一组特写,更带有“当地风光”的性征。
作者将“游越福王府”的所见不厌其详地分成三组表现,可以解释为他惆怅、伤感、愤懑的步步深化。这一切印象的叠加与感情的郁积,便结出了末句的呐喊:“何处也繁华?”这一句既似发问也似回答,盛衰无常、荒淫失国的感慨俱在其中。
这首小令涉及历史主题,曲调沉郁顿挫,与乔吉其他作品清丽婉美的特点有很大差异。这也体现了乔吉对历史兴替的无限慨叹。
这首诗以清新明快的笔调,出神入化地描写了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旖旎风光,表达了诗人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之情。前两句写自然景象。“绿”,写树木葱郁,“白”,写水光映天。诗人从视觉角度着眼,描绘出明丽动人的山水色彩。第二句不仅以烟喻雨,写出了江南梅雨特有的景致,而且以催耕的鸟声,平添了无限的生机。后两句写农家的繁忙。“乡村四月闲人少”一句,绘尽农家四月人繁忙的景象;而第四句以“蚕桑”照应首句的“绿遍山原”,以“插田”照应首句的“白满川”,一个“才”和一个“又”两个虚字极富表现力,不言“忙”而“忙”意自见。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山原,山间原野。白,白色,指水。川,河流。子规,大杜鹃,又名“布谷鸟”,夏时各处飞叫,声如“快快布谷”,有催促农事意。雨如烟,指毛毛细雨,轻如烟雾。意思说:初夏季节,江南的山间原野,到处绿油油的,满河的流水,映着天光,白茫茫一片。在如烟似雾的细雨中,杜鹃鸟不时地鸣叫着,催促着农事。这两句写自然风光。前句是静景,有山原有河水,一“绿”一“白”,色彩明丽;后句是动景,有子规的鸣叫,有细雨的飘洒,情意绵绵。并于景物描写中,暗示出农事正忙。山原绿遍,草木葱茏,桑叶也当肥嫩,河水涨满,细雨如烟,恰是插秧的好时机,更有杜鹃鸟热心地鸣叫催促,人们怎么能够停闲呢?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后两句歌咏江南初夏的繁忙农事。采桑养蚕和插稻秧,是关系着衣和食的两大农事,现在正是忙季,家家户户都在忙碌不停。对诗的末句不可看得过实,以为家家都是首先做好采桑喂蚕,有人运苗,有人插秧;有人是先蚕桑后插田,有人是先插田后蚕桑,有人则只忙于其中的一项,少不得有人还要做其他活计。“才了蚕桑又插田”,不过是化繁为简,勾画乡村四月农家的忙碌气氛。至于不正面直说人们太忙,却说闲人很少,那是故意说得委婉一些,舒缓一些,为的是在人们一片繁忙紧张之中保持一种从容恬静的气度,而这从容恬静与前两名景物描写的水彩画式的朦胧色调是和谐统一的。
这首诗语言明快,格调轻松,形象鲜明,读来朗朗上口,给人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它把自然之美和劳动之美和谐地统一在画面里,流露出作者的赞美之情,也使读者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劳动的乐趣。
《驹支不屈于晋》在晋与诸侯“会于向”这一历史事件中,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然而它却有不同寻常的认识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它不仅看到了当时少数民族在霸权制度下所受压迫的深重,也从驹支与范宣子的冲突与和解中看到了古代各民族既斗争又融合的复杂关系的缩影。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是《驹支不屈于晋》的一大特点。
文章开头范宣子一上来就是:“来,姜戎氏!”像怒气冲冲的主人呼唤惹了祸的奴隶,凶神恶煞,怒目而视,语气咄咄逼人,态度粗鲁生硬。接着居高临下,夸示晋先君对诸戎的大德大恩,而后毫无根据地把“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子者”的罪责一股脑推给驹支。“盖言语漏泄”,分明是推测、怀疑,“职女之由”,则是武断定罪,“与,将执女!”恐吓之声,令人不寒而栗!范宣子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神态纤毫毕见。
驹支面对气势汹汹的指斥,面对即将遭受拘捕的厄运,则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针对范宣子强加于己的不实之词,逐层辩驳,洗刷被泼在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落的清白。从答话可以看出,驹支虽为戎族首领,但其语言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的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他对范宣子的无端指责,既针锋相对又没有过激言辞,既不掩惠公之德,也不蒙不白之冤。
其次是逻辑严密,形象生动。先感惠公之德,再表戎对晋之功,以事实为据,证明自己对晋“不侵不叛”,忠心“不贰”。最后以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的事实驳斥范宣子强加的罪名,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尤其是关于“捕鹿”的比喻,极为确切生动,且符合人物的身份。
最后是赋诗言志,颇具策略。《青蝇》所赋:“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驹支将范宣子恶意相加的罪名解释为“听信谗言”,给了范宣子一个下台的台阶,把范宣子说成“恺悌君子”,也让这位盛气凌人的大人物感觉舒服。其实驹支似乎设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套:是“恺悌君子”就不要听信谗言,否则就不是“恺悌君子”。春秋时代,诸侯外交,讲究赋诗言志。范宣子没有赋诗言志,反不如驹支,说明驹支胜过范宣子,夷狄胜过华夏。这一点,恐怕不是《左传》作者的初衷吧。
《左传》除了对各国战争描述精彩之外,对一些谋臣说客的辞令艺术的记录,也极具艺术性,尤其是那些谋臣们在外交中实话实话,以真取胜的史实,令人叹为观止。《驹支不屈于晋》就是戎子驹支以事实说话,驳倒范宣子的责难的事:范宣子仗着晋国的强大,仗着自己的先君曾有恩于羌戎,对驹支气势汹汹,把晋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归咎于驹支。戎子驹支则据理力争,逐层辩驳。首先说晋国所赏赐的土地是荒芜不毛之地,不足以称大恩大德。其次说羌戎帮助晋国在肴地全歼秦军,可以说已经报恩了,之后更是鞍前马后,毫无二心。最后暗示晋国所以众叛亲离,乃是其自己一手造成的,与羌戎无关。全部辩辞语气委婉而正气凛然,使范宣子不得不服。
这首诗首诗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到处硕果累累的景象,突出了农民辛勤劳动获得丰收却两手空空、惨遭饿死的现实问题。
本诗开头,就以“一粒粟”化为“万颗子”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用“种”和“收”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再推而广之,展现出四海之内,荒地变良田,这和前两句联起来,便构成了到处硕果累累,遍地“黄金”的生动景象。“引满”是为了更有力的“发”,这三句诗人用层层递进的笔法,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这就使下文的反结变得更为凝重,更为沉痛。
“农夫犹饿死”,它不仅使前后的内容连贯起来了,也把问题突出出来了。勤劳的农民以他们的双手获得了丰收,而他们自己还是两手空空,惨遭饿死。诗迫使人们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思索“是谁制造了这人间的悲剧”这一问题。诗人把这一切放在幕后,让读者去寻找,去思索。要把这两方综合起来,那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替富者生产了惊人作品(奇迹),然而,劳动替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替劳动者生产了洞窟。劳动生产了美,但是给劳动者生产了畸形。”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这个春种秋收的景象大概是人人习见,众人皆知的,然而往往难于像诗人那样去联系社会、阶级而思考一些问题。诗人却想到了,他从“四海无闲田”的大丰收景象里看到“农夫犹饿死”的残酷现实。这一点拨就异常惊人醒目,自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诗人在阐明上述的内容时,不是空洞抽象地叙说和议论,而是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说明道理,这就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像这首诗的前三句,从总体意义来说都是采用了鲜明的形象概括了农民在广大田野里春种秋收等繁重劳动的辛苦。这些辛苦并换来了大量的粮食,该说是可以生活下去的,但最后一句却凌空一转,来了个“农夫犹饿死”的事实。这样,前后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引发读者从对比中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如此就比作者直接把观点告诉读者要深刻有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