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咏早春景致的词，意在提醒至们及早探春，不要遗忘了之后的梅花。
上片分写梅与柳这两种典型的早春物候。“雪云散尽，放晓晴池院。杨柳于至便青眼。”首二句描写初春天气，积雪融化，天气放晴。“杨柳于至便青眼，”至们喜悦时正目而视，眼多青处，故曰：“青眼”。可见词语语意双关，既写初生的柳叶似眼，又巧用“青眼”一次，以示柳对至的好感。"
“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映远，约略颦轻笑浅。”这首二句便写梅花，词至将梅花拟至化，说它“风流”更多。因梅花花小而粉蕊，故称“一点梅心”。后面两句将梅与柳结合起来描绘，柳与梅一低颦，一浅笑，相映成趣，含无限风致。
下片说理，情理交融。“一年春好处，不在浓芳，小艳疏香最娇软。”用韩愈诗句“最是一年春好处”意，承上启下。“小艳疏香”说柳眼梅心；“疏”指梅花疏影，也指柳条稀疏。“娇软”也一样，只是“娇”偏重写梅，“软”偏写柳。“浓芳”二字则下启。
“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清明时候，春光烂漫，百花争妍。但百花盛开，反使至感到“无复新意”，况且胜极而衰，春光最盛时，春天也便要逐渐消散了，所以说：“已失去了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词至劝至们及早游春，不要坐等美好时光的流逝。
这是一首惜春词，意在让至们及早探春莫留遗憾，也寓意着让至们早抓时机，以期有所作为。
这首诗前两句描写赶路情形，反映了山间的优美景致和诗人的潇洒神态；后两句表现了诗人的心理活动，渲染出到达“山家”时的欢乐气氛。这首小诗纯用白描，灵动有致，清新隽永。
“马蹄踏水乱明霞，醉袖迎风受落花。”是写途中所见。骑马过溪，踏乱了映在水中的霞影，点明了溪水的明澈，霞影的明丽。迎风向前，落花堕于衣袖之上，可见春花满山。“落花”亦点明季节。“醉袖”中之“醉”，有为春光所陶醉之意。马匹、溪水、明霞、落花，构成一幅美妙的“暮春山行图”。诗人来此并非为赏风景，而是访问山家。然而笔触所至，风景自现。
“怪见溪童出门望，鹊声先我到山家。”诗人来到山居人家门口，见儿童早已出门探望，甚使诗人惊奇。“怪”字为末句伏笔。原来是因为“鹊声先我到山家”。这两句先“果”后“因”，巧作安排，末句点明溪童出望的原因，则见“怪”不怪了。重点突出了末句的鹊声。“喜鹊叫，客人到”。故而山家的儿童闻鹊声而早已出门迎接了。山鹊报喜，幼童迎望，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首诗托物言志，以菊花自况。首联描摹菊花色调淡雅，丰韵翩翩。颔联用陶令、罗含典烘托菊花品格。颈联用“禁重露””怯残阳”写菊花深忧迟暮，暗含抱负不能施展，虚度年华之意。尾联言志，暗含自己希望被朝廷赏识之意。这诗虽是咏菊，亦句句自况，物我交融，写得清绮秀逸，意思醒豁。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诗。虽然诗中写到陶渊明，但根本点则不是甘于田园。而是借菊寄托自己渴望入朝的热望。这里的的菊花，淡淡的紫色，鲜艳的黄色，他们既有陶公篱旁的雅色，又有罗含院里的淡香。它不畏霜露，却担心夕阳。它可以傲然凌霜盛开，却面对时光流逝无奈。即使它枯萎了，也可以制成美酒，盛在精巧的鹦鹉杯中，来到高贵的宴席之上。这里诗人热情讴歌了菊花的雅色和清香，高度赞扬了菊花不怕霜露的傲骨以及可贵的奉献精神。
诗人咏菊，以自己的观感为主，描述很是抽象。菊中有我，我中有菊。纵然凋谢，留下的也是白玉高堂里的精华。李商隐晚年落泊，但毕竟是帝室远亲，他自己也以此为荣。诗人用“金鹦鹉”“白玉堂”婉转地表白了自己的身世。可是，他的身份并没有有给他带来实质上的好处，纵然才俊，亦不见用。通观全诗，诗人状物新奇引典自然，锐意中有伤时，哀婉里有进取，大有孤芳自赏之意，绝无叹老嗟卑之嫌。
诗一开头，先描绘菊花那可爱的姿色：“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首句写的是紫菊：“暗暗”真实地写出词人对紫菊的观感，表明色彩并不明丽。“淡淡”又写明其色浅浅也不浓艳。“暗”“淡”二字的重叠使用，便生动逼真地刻画出紫色菊花那淡雅的风姿。次句描写黄菊：“商融”即和暖之意。这两个字用得极为精妙。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井说。这是“通感”或曰“感觉挪移”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视觉、听觉、角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与交融，眼、耳、鼻、舌、身各个官截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因此颜色如乎会有温度，诗人在视觉里获得了触觉的感受。看到那金黄色的菊花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感受。由此可南诗人体物实在太精微了。“冶冶”圳其明艳柔美之态。那黄菊金色的花蕊，经过露洗霜染，清新鲜美，用“冶冶”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诗人着墨不多，只“融融冶冶”四个与便极尽黄菊之态，不愧为大手笔。
第三句诗则把菊花颜色的描写引申了一步，称之为“陶令篱边色”，把眼前菊花的地位抬高了。“陶令”指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他曾做过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县的县令，所以后人常常这样称呼他。陶渊明于百花之中最爱菊花，正是他首先把菊花的地位抬高了，他在《饮酒》一诗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而李商隐在此处称他所见之菊有“陶令篱边色”，意即同陶渊明东篱下的菊花一样美，足见他对菊花的爱赏程度。后句描写菊花之香，也以典故出之，称之为“罗含宅里香”。罗含，字君章，晋代来阳（今湖南省东南）人，擅文章。由州主簿累官至廷尉、长沙相。桓温极重其才，称为江左之秀，可他致仕还家，在荆州城西小洲上立茅屋而居。《晋书·罗含传》记载他“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诗人此处说他所见之菊有罗含宅中菊花一样的芳香，这便更加抬高了它的地位。李商隐此处引出陶令菊和罗含宅里菊主旨不在菊花本身，有以这两个人自况的一面：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儿，遂辞官归隐，闲雅悠然地“采菊东篱下”，罗含致仕却还归本乡，甘居茅屋，托身有所。而李商隐此时辞去了弘农县尉，居于家中，流连山水，形式上与那两个是有些相似。不过李商隐此时这点“隐”气来得很勉强，他骨子里渴望的不是充满菊香的篱下或宅里，而是朝廷，梦寐以求的是入朝为官，这从后面四句诗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五、六两句：“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明里继续写菊，暗里则有所寄托。“禁”此处是避忌之意。“重露”即浓重的霜露。前句写出私菊傲霜的品格：秋菊开在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黄巢《菊花》），不过正是这风霜高洁之时，才显示出它的独特品格。
后一句诗人借菊写出自己内心的隐忧，“怯残阳”即害怕夕阳西下，黑天到来，此处别有寄托。李商隐虽屡遭挫折，仕途失意，但这并不能侠诗人彻底失望。但是他实在担心时不我与，光阴迅速。多少有些迟暮之感。同屈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几句诗所表达音的惜时思想十分近似，同样是担心自芒的抱负不能施展，虚度了年华。
最后两句，诗人借菊花委婉地表达出来了：“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泛，指以菊花浸酒。“金鹦鹉”指以黄金仿鹦鹉螺形铸造的酒杯。《岭表录异》一书中写道：“鹦鹉螺，旋尖处屈而味如鹦鹉嘴，故以此名。放上青绿班，大者可受二升，放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白玉堂”一语出自《古乐府·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两句中的后一句。此处暗指朝廷。这两句诗字面上把菊花人格化，表明它希望被浸在金杯之中，被送到白玉堂上为贵人所用，而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期望入朝做官的心绪。
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物我交融。除开头两句外，其余句句写菊，又句句是写自己，是托物言志的杰作。写物而不离人。物与己交融在一起。物又不粘在物上，处处关己。写己又不脱于物，处处以物出之。如三、匹两句写菊花之色与香，关涉自己翻官之事。五、六句写菊不畏霜露而震日暮，关涉自己的迟暮之感。七、小句写菊花的愿望关涉自己期望入彰之情。其次，本诗在用典上也有独莹之处：自然而然，毫无切削之迹，囊无晦涩之感。如三、四两句用陶渊明与罗含的典故，如同己出，与自己的诗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实在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
这是一首托物寄意的诗。诗题“金钱花”，然而其主旨并不在咏花，是借金钱花抨击了豪门贵族贪得无厌、残酷无情的本性。
起句“占得佳名绕树芳”，一开头，诗人就极口称赞花的名字起得好。“占得佳名”，用字遣词，值得细细玩味。“绕树芳”三字则不仅传神地描绘出金钱花柔弱美丽的身姿，而且告诉人们，它还有沁人心脾的芳香。这一句，作者以极为赞赏的口吻，写出了金钱花的名称、形态、香气，引人瞩目。
“依依相伴向秋光”，与上一句意脉相通。金钱花一朵挨着一朵，丛丛簇簇，就像情投意合的伴侣，卿卿我我，亲密无间，展示出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的景象。金黄色的花朵又总是迎着阳光开放，色泽鲜丽，娇美动人。作者把金钱花写得楚楚动人，可亲可爱，诗人笔下的金钱花是十分美丽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赞叹之情。
光就上两句看，诗人似乎只在欣赏花草。然其实作者匠心独运，旨意全在引起后边两句议论：“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劚将。”笔锋一转，突发奇想：金钱花如此娇柔迷人，如果它真的是金钱可以收藏的话，那些豪门权贵就会毫不怜惜地把它全部掘尽砍光了！这二句，出言冷隽，恰似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戳穿了剥削者残酷无情、贪得无厌的本性，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他们的丑恶本质。诗人的态度由充满热情转为一脸冷峻。由此可见，作者越是渲染金钱花的姿色和芳香，越能反衬出议论的力量。前后鲜明的对照，突出了诗的主旨。而后二句中作者故意欲擒先纵，先用了一个假设的口气，随后一个“尽”字，予以坚决肯定。诗意迭宕，显得更加有力。
罗隐的诗，笔锋犀利泼辣，善于把冷隽的讽刺与深沉的愤怒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堪称别具一格。这首诗像一把匕首将豪门贵族的假面具剥得精光，具有很强的讽刺和批判力量，充分表现出了这个特色。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