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谓的诗,不事刻意经营,常常浅白得有如说话,然而感情真挚,自然蕴藉,如这首诗,就具有一种淡妆的美。
开篇一联即扣紧题意,写洞庭秋色。“八月洞庭秋”,对景兴起,着重在点明时间。“潇湘水北流”,抒写眼前所见的空间景物,表面上没有惊人之语,却包孕了丰富的感情内涵:秋天本是令人善感多怀的季候,何况是家乡在北方的诗人面对洞庭之秋。湘江北去本是客观的自然现象,但多感的诗人联想到自己还不如江水,久久地滞留南方。因此,这两句是写景,也是抒情,引发了下面的怀人念远之意。颔联直抒胸臆,不事雕琢,然而却时间与空间交感,对仗工整而自然。“万里梦”,点空间,魂飞万里,极言乡关京国之遥远,此为虚写:“五更愁”,点时间,竟夕萦愁,极言客居他乡时忆念之殷深,此为实写。颈联宕开一笔,以正反夹写的句式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愁情:在乡愁的困扰下,翻开爱读的书籍已然无法自慰,登酒楼而醉饮或者可以忘忧。这些含意诗人并没有明白道出,但却使人于言外感知。同时,诗人连用了“不用”、“偏宜”这种具有否定与肯定意义的虚字斡旋其间,不仅使人情意态表达得更为深婉有致,而且使篇章开合动宕,令句法灵妙流动。登楼把酒,应该有友朋相对才是,然而现在却是诗人把酒独酌,即使是“上酒楼”,也无法解脱天涯寂寞之感,也无法了结一个“愁”字。于是,尾联就逼出“有怀”的正意,把自己的愁情写足写透。“故人京洛满”的热闹与诗人独处异乡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在章法上,“京洛满”和“水北流”相照,“同游”与“为客”相应,首尾环合,结体绵密。从全诗来看,没有秾丽的词藻和过多的渲染,信笔写来,皆成妙谛,流水行云,悠然隽永。
淡妆之美是诗美的一种。平易中见深远,朴素中见高华,它虽然不一定是诗美中的极致,但却是并不容易达到的美的境界,所以北宋诗人梅圣俞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清雅中有风骨,素淡中出情韵,张谓这首诗,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
此诗首句“无才不敢累明时”,谦词反语出之,王维年纪轻轻就名满天下,不是真的无才。此句笔法微婉,旨趣却很明白。
颔联二句用了两个典故,出句用的是东汉尚长之典,见三国魏嵇康《高士传》。汉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年六月—56年四月)中,尚长子女婚嫁已毕,遂不问家事出游名山大川,后不知所终。对句是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而去的故事。陶渊明曾经在彭泽当县令,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有次有个督邮来督查,他觉得这个督查粗俗而又傲慢,但是又不得不去,一旁的县吏建议他穿得整整齐齐去拜见督邮,陶渊明忍无可忍,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向小人折腰”,于是挂印归去。此二句这两个典故,表明诗人与尚子平、陶渊明一样的意欲归隐山林的思想,而且归隐之心非常迫切。
颈联是从山野间的昆虫的声音,也就是从听觉的角度来描写早秋寒凉萧瑟的特点。蟋蟀和秋蝉的凄苦音响,预示着一个寥落季节的来临,予人一种萧索落寞的秋季感受。临秋的蟋蟀响急,薄暮的寒蝉声悲,是景语,也是情语,映衬出作者的迟暮感。
最后二句写诗人隐居山中,门庭冷落,过着闲适、恬静的生活。每天在林中散步,独与白云相伴,如闲云野鹤一般,充满幽居的情趣。这里说自己寂处山中,空林独往,只和白云期会,厌倦仕途的心情,约略可见。
此诗主要申明作者自己无心世事,向往隐逸生活,抒发了一个隐士的情怀。全诗语言含蓄,意味悠长。
此诗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诗中多典故,皆隐语,借古讽今,隐而有指,十分曲折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
众所周知,封建王朝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历朝历代,臣下对皇上进谏,必须投其所好,只能用前朝故事或看似不相干的生活趣闻引喻取譬,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皇上才有可能恩准采纳。无人敢触龙鳞,逆圣听。否则,轻者丢掉乌纱,为民为奴;重者人头落地,甚至九族遭诛。所以,自古以来,文武百官讽谏启奏都很讲究,唯恐龙颜大怒。柳宗元自然深谙此理,故其乐府《古东门行》几乎句句有典,并无锋芒。表面看来,所引者皆前朝之事;但细细琢磨,所射者乃当朝之政,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试举之则有:
一、二句明叙周亚夫奉命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前往讨伐刘濞等吴楚七国乱贼之事,暗指朝廷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等叛逆之功,歌颂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三、四句明写孟尝君赖门客“鸡鸣函谷”之力出关逃逸之怪事,暗射王承宗之流居心叵测,意浑水摸鱼,刺杀忠良之歹心。柳宗元不怎么赞成鸡鸣狗盗,因为“客如雾”,因为“貌横心异”,潜伏着的危险多,因而酿成了武元衡被刺的悲剧。用“鸡鸣”之典便有了一箭双雕的作用: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次警策。
第十一、十二两句明赞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举,暗刺唐宪宗平叛不力之实;援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的故事,喻武元衡无辜殉国的悲剧。这两句话写得大胆,却也极有讲究:魏王不下令,救赵乃是一句空话;唐王犹豫不决,吴元济等益发猖狂,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子西固死得无辜,武元衡也死非其所。说的是春秋故事,为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又不露痕迹,可谓妙绝。
又如第十三、十四两句,引司马相如《谏猎疏》之意,谈吴起舟中劝谏武侯之语,目的是提醒宪宗:“潜伏在您身边的危险远比当年大得多,稍有懈怠,便有车翻舟覆的悲剧发生。所幸的是,现在这些危险已暴露无遗,皇上您该采取措施了吧!”这两句话,语重心长,言外有意,弦外有音。
基于上面数例的分析,柳宗元完全可以将《古东门行》写成另一首内容与之对应而不用一典的乐府诗。在这首新的《古东门行》中,所有的典故均可改为现实,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将被换成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武元衡、裴度、唐宪宗等,春秋战国时代自然也化作中唐社会,这应该是柳宗元的本意。但是,柳宗元胆子再大也不敢写这样一首《古东门行》。从另一角度审视,倘若柳氏写的真是此诗,他的官位可否保住,有无生命之虞,姑且不谈,而其艺术效果也只能差强人意,很难满足读者二度创造的审美愉悦,故这种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非常可取。
章培恒、骆玉明对柳宗元的诗作有一个评价:“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素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读《古东门行》,的确令人有这种感觉。此诗语言简洁晓畅,不奥僻,少雕琢,通俗易懂,意味深长。读者可以在这自然朴素的语境中体会到含蓄,领悟到靖深,感受到诗人炽烈的爱国之情和深沉的悲愤之意。如透过“徼巡司隶眠如羊”,读者可感受到诗人痛惜哀叹之情。刺客们行凶之前,官府捕快只要稍加防备,多点警惕,叛逆们决不可能轻易得手,只可惜官兵百姓均松懈,故汉代恐怖活动频繁,唐代刺客杀手不绝。善良的人们,太麻痹了,太大意了,真是可叹。读“子西掩袂真无辜”一句,读者分明体会到诗人既惋惜 “掩袂而死”的子西,也横样悲叹武元衡的殉国,而更深一层的意蕴和情思是,诗人用不完全归纳法昭示人们:忠君报国者未必有好下场,子西、武元衡如此,“二王八司马”如此,古往今来,几概莫能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柳宗元分明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垒块。
此诗最后两句“绝胭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更是通俗易懂。其字面意思是,头已断,骨已碎,无法起死回生,再多的赠予和恩宠都已毫无意义;实际上是为武元衡鸣不平,对主和派的妥协表示强烈愤慨,对“宠赠厚葬”的建议嗤之以鼻,对唐宪宗的首鼠两端表示不满,对时政进行了嘲讽和鞭挞。这卒章之句极观柳宗元的爱憎之情,为此诗点睛之笔。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这首描绘的是洞庭湖秋夜的景色,即使没有标题,也仍然表现了泛舟游览的景致。
上片第一句,极言洞庭之大,可说是抓住了这湖的特色。句中的“飐”字,表现了风吹浪动的场面。但此句并非写浪涛的汹涌,而是湖面的广阔。第二句,写在湖面上遥望君山,如一点凝烟。这里仅用“一点凝烟”来描绘,既反衬出湖面宽广,更为画面添了一种神秘朦胧的情韵。第三句紧承上句,说明神秘朦胧的君山是神仙的世界。第四、五两句“玉楼珠殿,相映月轮边”,是作者对仙境的想像。这两句承上君山、仙境而下,“相映月轮边”,景色奇丽,又自然的交代了作者游湖是在夜间。
下片开头,“万里平湖秋色冷”作者以“秋色”点名时令。后又着一“冷”字,则使境界全出,妙不可言。一个“冷”字不仅表现了湖水宽阔,为秋色增寒,让人仿若身临其境。天为秋夜,湖面之气温,人之体肤心理感受,都包容于此一字中。这种冷,只有身处水天空阔之中才感觉得真切。第二句以星斗下垂,写湖面视野开阔的景象,与杜甫《旅夜书怀》中所写下“星垂平野阔”意境相同。第三句写的是洞庭湖畔桔林,经秋霜一压,桔子成熟,更显得红艳娇美。给人以视觉享受。最末两句,将洞庭湖与号称道教“第七洞天”的罗浮山联系起来,表现了诗人对仙境的向往。
牛希济《临江仙》共七首,都是咏往昔神仙之事,其共同的特点是语言芊绵温丽,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其凭吊凄凉之意,蕴含其中,深得咏史之体裁。而从此首词来看,作者运用虚实相间的写作手法,充分的驰骋想像,淋漓尽致的写出洞庭湖的神韵。在文字的运用上,自然平易,有一种清新明丽之感。
这秋景是真境,或是幻境,该是真真幻幻,真中有幻,幻中有真吧。洞庭素称"八百里"。说波浪连天,湖中君山犹似一点,虽不免夸张,终属真境,说君山是神仙所居,上有"玉楼珠殿",与明月交辉,则是神话传说,属幻境。说湖中星影参差,随波上下,湖畔霜华遍野,橘林如丹,是真境;说洞庭与千里之外岭南的罗浮山相连,却是传闻之词,应属幻境。真境,固然歌颂了山河壮阔,幻境,也为这壮阔著上虹霓船的奇丽色彩。真真幻幻,虚虚实实,共同构成这阔大的词境共同衬托出词人阔大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