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乐府小章《杨柳枝词》,一共有九首,这是其中的第一首,可说是这组诗的序曲,鲜明地表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革新精神。
首句“梅花”,指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用笛子吹奏(羌笛是笛的一种),其曲调流行后世,南朝以至唐代文人鲍照、吴均、徐陵、卢照邻、沈佺期等都有《梅花落》歌词,内容都与梅花有关。(见《乐府诗集》卷二四)这句意思说,起源于塞北的《梅花落》是用笛子吹奏的乐曲。
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相传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小山之徒作《招隐士》篇来表现对屈原的哀悼。《招隐士》首句云,“桂树丛生兮山之幽”,下文又两处有“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之句,所以刘禹锡诗中以桂树指代《招隐士》篇。《招隐士》虽然篇章短小,但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篇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两句尤为后世文人所赏爱,乐府杂曲歌辞有《王孙游》曲,南齐谢朓与王融、唐崔国辅均有歌词,即从此两句衍化出来。(见《乐府诗集》卷七四)次句意思是说,《招隐士》是淮南小山的歌词。《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
《梅花落》、《招隐士》虽是产生于西汉的作品,但长久流传后世,到唐朝仍为人们所吟唱传诵。唐代文士不但写《梅花落》、《王孙游》乐府古题诗,而且在其他篇什中也常咏及这两个作品。如李白诗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落梅花”即指奏《梅花落》曲。王维诗云:“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即化用《招隐士》句意。这都可以说明这两个作品在唐代的影响。
刘禹锡固然也重视这两个作品的历史地位和长远影响,但他本着文学必须创新的原则,向时人提出:“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他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唱和酬答,白居易有《杨柳枝》组诗八首,其第一首云:“《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刘禹锡的《杨柳枝》组诗九首,就是与白居易唱和之作,因此首篇“塞北梅花”一章,在构思、造语上都非常接近。比较起来,刘的“请君莫奏”二句比白的“古歌旧曲”二句,语言更为精警动人,因而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这两句诗,不仅概括了诗人的创作精神,而且那些致力于推陈出新的人们,也都可以借用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怀,因此可说含蕴丰富,饶有启发意义。
此篇上下两联都接近对偶,每联意思都对称,词语则是大部分对称,于大体整齐匀称中显出流动自然之美。
全诗充满了劳动者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社会现实不公的斥责。三章诗重叠,意思相同,按照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写伐檀造车的艰苦劳动。头两句直叙其事,第三句转到描写抒情,这在《诗经》中是少见的。当伐木者把亲手砍下的檀树运到河边的时候,面对微波荡漾的清澈水流,不由得赞叹不已,大自然的美令人赏心悦目,也给这些伐木者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与欢愉,然而这只是刹那间的感受而已。由于他们身负沉重压迫与剥削的枷锁,又很自然地从河水自由自在地流动,联想到自己成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没有一点自由,从而激起了他们心中的不平。
因此接着第二层便从眼下伐木造车想到还要替剥削者种庄稼和打猎,而这些收获物却全被占去,自己一无所有,愈想愈愤怒,愈无法压抑,忍不住提出了严厉责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第三层承此,进一步揭露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巧妙地运用反语作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剥削者冷嘲热讽,点明了主题,抒发了蕴藏在胸中的反抗怒火。
此篇三章复沓,采用换韵反复咏叹的方式,不但有利地表达伐木者的反抗情绪,还在内容上起到补充的作用,如第二、三章“伐辐”“伐轮”部分,在点明了伐檀是为造车之用的同时,也暗示他们的劳动是无休止的。另外各章猎物名称的变换,也说明剥削者对猎取之物无论是兽是禽、是大是小,一概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表现了他们的贪婪本性。全诗直抒胸臆,叙事中饱含愤怒情感,不加任何渲染,增加了真实感与揭露的力量。另外诗的句式灵活多变,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八言都有,纵横错落,或直陈,或反讽,也使感情得到了自由而充分的抒发,称得上是最早的杂言诗的典型。
这首诗作纵向展开,从过去写到现在。开头两句说过去,接着四句主要讲述到永嘉担任地方官以后的情况。中间六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结尾四句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这首诗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通篇又具有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游京华”与“归山川”、“未尝废丘壑”与“心迹双寂寞”,隔句映衬,在文义上递进一层。这一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更明白提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的变化。诗人自述到永嘉以后,“心”不预世事,“迹”绝交以息游。
“虚馆”二句更具体描画出“心迹双寂寞”的景象。事实上,身为一郡之长,是不可能如此清闲的。《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可见“绝诤讼”并非真的没有“民间听讼”,而是由于心远地自偏,“不复关怀”,有意不闻不问罢了。以上几句,对于“斋中读书”的诗题来说,看似闲笔,实际上这是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显示的是读书时总的心态意绪与环境气氛。以下写“斋中读书”的正笔,正是从这一大背景上推出的。
从“卧疾丰暇豫”起,即转入“斋中读书”的描叙。“卧疾”就只能在“斋中”,有了许多空闲时间,为了排遣无聊,除了写诗作字以外,便轮到了“读书”。“怀抱观古今”等四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诗人读书的目的在于了解历史以增进对现实的认识,方法上有读有评。诗中论到的人物有消极避世的隐士长沮、桀溺和热衷仕进的文人扬雄。谢灵运对沮、溺则取批评的态度,认为隐居耕田是一“苦”事而予以非笑。扬雄在易代之际的言行,历来受人非议,如李善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谢灵运也不满于扬雄的屈节事人、钻营爵禄,故在非笑沮、溺的同时,对扬雄也采取了哂笑的否定态度。
结尾四句是在读书论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由“既笑”二句引出,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执戟亦以疲”,说明自己对于仕进已心灰意冷;“耕稼岂云乐”,又表示自己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诗人让自己站到了三岔路口,是仕,是隐,无一理想,无可适从。故不由得叹道:“万事难并欢。”在仕隐矛盾的煎熬下,诗人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慰藉心灵的人生道路:“达生幸可托。”以“达生”处世,就会避免贪多务得,不受物欲的困扰,摆脱世务的牵累,在精神上求得自我解脱,近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表示的生活态度:“乐乎天命复奚疑。”
谢灵运为官时不理政事也是“达生”思想的表现,而“达生”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尚有待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更远地离开尘世俗务。谢灵运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广有田产,归隐而仍可免于沮溺的耦耕之苦,这大概是他的“达生”思想的最完美的实现了。不久,他果然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全诗以“斋中读书”作为结构的中心,向前推衍,说到过去;往后演绎,谈及未来。读书是在斋中,说前道后的情事则及于斋外的广阔世界——京城的丘壑,永嘉的山川,执戟殿中,耕稼田间。仕隐矛盾的抽象主题,由于结合读书论书的具体内容提出,显得不玄不泛;又由于视野开阔,有回顾,有前瞻,联系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坦率剖白,通篇又具有了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作为一首宣扬老庄“达生”思想的记事说理诗,而能不落抽象说理的魔障,写得迥异于“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钟嵘《诗品序》),足见诗人艺术上的功力。至于诗中宣扬的所谓“达生”的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理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不足取的,但对于了解谢灵运全人及其创作演进的轨迹,则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此诗起首二句就幻化出一个仙女下山的浪漫飘渺的图像。神话传说中舜帝的两名妃子娥皇与女英正依傍了清风在飘飘降临。而九嶷山正是葬舜之处。这二行诗也自然让人想到《楚辞》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二行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二位仙子又从青山白云之间乘风而下了,她们为何而来?为情而来,为美丽的霞姑而来。
接着的二句写仙女的音容面貌,其中也植入了杨开慧烈士,诗人早年的妻子的美丽身影,天上人间神人合一,难以区分。斑竹上凝结了万千晶亮的泪珠,而红霞片片是仙女的衣裙,也象征及比喻为杨开慧的英灵。如唐代刘禹锡《潇湘神》一诗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一样,诗人毛泽东也在诗中借“斑竹一枝千滴泪”寄托他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永恒的相思啊!诗人对年轻时的爱侣刻骨铭心的相思,正形象地通过斑竹露珠般的泪花渐渐浸透出来。但英烈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绚丽的,她已幻化为万千红霞飘荡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从中固然可以看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它却也表现了毛泽东对家乡人民克服困难的殷般期待,以及毛泽东藐视困难欲战而胜之的坚强意志。古代湖南盛产木芙蓉,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一般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诗中“芙蓉国”的出典。但中有一首诗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我以为,娴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毛泽东不会不想到它。
因此,“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诗,既寄寓了他的怀乡念旧之情,也表达了他对于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的明天的展望。如前所述,这首诗是对古典诗歌中友情诗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因为古人写友情时视野毕竟有限,格局有的比较狭窄,常常限于个人的天地之间,如明代邢昉的“胸前千斛泪如澜,为不逢君未可弹。何日尽情拼一哭,两人相对却成欢”(《寄吴见未》),如明代顾起元的“与君相见倍相亲,忽漫分携更怆神。此夜高歌在燕市,不知肝胆向何人”(《送顾考敷南还》)等等,均是如此。而毛泽东的《答友人》与它们比较起来,不仅可见新旧之别,古今之异,而且可见毛泽东作品境界之高远。
毛泽东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巨细映衬、点面相形的典范之作。意笔与工笔,概括和精巧,粗犷与细腻,是艺术形象造型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擅长于思想辩证法的毛泽东,同样讲究艺术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包括这首七律,其艺术的总体风貌是继承宋代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风格而作创造性的发展,诗的境界雄浑壮阔,往往神驰寰宇而目空今古。但是,从诗艺而言,一味豪壮,常常就会空无依傍,大而无当,等而下之的就会堕入凌厉叫嚣之途;一味工细,则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天地狭窄,等而下之的就会流于晦涩苍白之境。只有大中取小、以小见大,才会大而不空,小而不仄,大小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毛泽东既常以其如椽的健笔,挥洒出大的境界(大景),也注意以较为精细的笔墨点染出小的境界(小景)。唯其如此大小结合、巨细映衬,才能创造出豪气干云而情味绵邈的艺术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