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表面上看似一首写景诗,描绘了春日美好的景致;实际上是一首哲理诗,表达了诗人于乱世中追求圣人之道的美好愿望。全诗寓理趣于形象之中,构思运笔堪称奇妙。
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点明天时;“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点明主题。一句中分三层叙说,特别是以“泗水滨”结穴,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寻”字不仅写出作者逸兴,也给诗歌添了不少情趣。
次句“无边光景一时新”,描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无边光景”逆承首句“胜日寻芳”,说寻芳的结果。用“无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的欣喜感觉。这里不做细碎描写,不在一草一木一石上做剪贴,而是从极广大的空间落笔。
后两句用形象的语言,具体描绘了光景之新,抒写了寻芳所得。“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承首句中的“寻”字。“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意谓胜日寻芳,本不期望有无边光景的所得,今既有如此新鲜感受,不禁欢欣雀跃。“东风面”,把春气、春景形象化了,拟人化了,把“识”字落到实处。
末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识了春天,感受到了春天的美。这就具体解答了为什么能“等闲识得东风面”。而此句的“万紫千红”近承“东风面”,远承“无边光景”,对偶修辞,意象色彩强烈。诗以“总是春”收官,都落到“春日”上。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好像是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早被金人侵占。朱熹未曾北上,当然不可能在泗水之滨游春吟赏。其实诗中的的“泗水”是暗指孔门,因为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因此所谓“寻芳”即是指求圣人之道。“无边光景”所示空间极其广大,就透露了诗人膜求圣道的本意。“东风”暗喻教化,“万紫千红”喻孔学的丰富多彩。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哲理诗而不露说理的痕迹,这是朱熹的高明之处。
此词为春行纪游之作,词人采用幻想的镜头,描写神游“桃花源”的情景,反映了他出世、入世交相冲撞的人生观,表现了他对污浊的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不愿媚世求荣、与世同流合污的品德。据此看来,此词大约写于词人被贬谪时期。
开头一句,词人采用比兴手法,热情赞美瑶草(仙草)像碧玉一般可爱,使词作一开始就能给人一种美好的印象,激起人们的兴味,把读者不知不觉地引进作品的艺术境界中去。从第二句开始,则用倒叙的手法,逐层描写神仙世界的美丽景象。
“春入武陵溪”,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里,词人巧妙地使用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陶渊明描写这种子虚乌有的理想国度,表现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黄庭坚用这个典故,其用意不言自明。这三句写词人春天来到“桃花源”,那里溪水淙淙,到处盛开着桃花,树枝上的黄鹂不停地唱着婉转悦耳的歌。
“我欲穿花寻路”三句,写词人想穿过桃花源的花丛,一直走向飘浮白云的山顶,一吐胸中浩然之气,化作虹霓。这里,词人又进一步曲折含蓄地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幻想能找到一个可以自由施展才能的理想世界。
然而“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两句,曲折地表现他对纷乱人世的厌倦但又不甘心离去的矛盾。词人采用比喻和象征手法很富有令人咀嚼不尽的诗味。
“红露湿人衣”一句,是从王维诗句“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脱化而来,黄庭坚把“空翠”换成“红露”,化用前人诗句,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下片继写作者孤芳自赏、不同凡俗的思想。词人以丰富的想象,用“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弹瑶琴)”表现他的志行高洁、与众不同。“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两句,表面上是说李白不在了,无人陪他饮酒,言外之意,是说他缺乏知音,感到异常寂寞。他不以时人为知音,反而以古人为知音,曲折地表达出他对现实的不满。
“我为灵芝仙草”两句,表白他到此探索的真意。“仙草”即开头的“瑶草”,“朱唇丹脸”指第三句“溪上桃花”。苏轼咏黄州定惠院海棠诗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花容美艳,大抵略同,故这里也可用以说桃花。这两句是比喻和象征的语言,用意如李白《拟古十二首》之四所谓“耻掇世上艳,所贵心之珍”。“长啸亦何为”意谓不必去为得不到功名利禄而忧愁叹息。
这首词中的主人公形象,高华超逸而又不落尘俗,似非食人间烟火者。词人以静穆平和、俯仰自得而又颇具仙风道骨的风格,把自然界的溪山描写得无一点尘俗气,其实是要想象世界中构筑一个自得其乐的世外境界,自己陶醉、流连于其中,并以此与充满权诈机心的现实社会抗争,忘却尘世的纷纷扰扰。
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
这首诗主要借作者与孤儿的问答,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下后母折磨孤儿的家庭矛盾,表现了作者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对于受害者的无限同情。
全诗富有乐府民歌风味,语言质朴,运用对话和白描手法,所写故事情节贴切逼真,行文质朴,生动感人。
该诗是一首叙事诗。共可分为四个部分。
开头四句为第一部分,诗人用第一人称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也是乐府诗的常用手法,以示事件的真实性。诗人驾车出了城郭北门,马突然沉滞而不肯快跑。马的反常,已暗示出环境的异样。但诗人还未察觉,他下车犹豫了一阵,等候了一阵,见马总是不动就仰头折下一根枯杨的树枝,想鞭马前进。这四句是个引子,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同时也提起了一个悬念。
“顾闻”四句为第二部分,引出事件。四句意谓只听得小丘林子里,传来一阵阵悲哭之声,诗人问啼者: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事件的开端,写得很有层次,先闻哭声,再见其人,未知原因,故发疑问。完全按照客观现实情景写出。正是由于诗人的关切问讯,才引出下面孤儿诉说原委。
从“亲母舍我殁”到“穷厄岂有赀”十四句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都是孤儿所说的话,也是全诗的主要内容,写得如泣如诉,真情毕露,舒缓而有致,质直而可信。这一部分共分为二层意思。前八句为第一层,是孤儿诉说后母虐待的情景。这几句话,是字字血、声声泪。后六句是第二层,写孤儿哭坟情状。孤儿上坟去探看生母的冢墓,目的是为了倾诉心中的悲愤和痛苦,孤儿在活的人中无处哀告,只能求告于死去的母亲,这本身就是无限伤心的事。而活着的孤儿毕竟和死去的母亲永远分离了,生身的母亲,既然见不到满腹委屈也就无法申诉所以孤儿热泪纷纷,只能大声哭喊嘶哑了嗓子。生母将孤儿丢弃在人世间忍受穷困煎熬,没有留下财产可供孤儿度日,孤儿不能独立生活,又摆脱不了后母的欺凌和虐待。这六句诗,一层深一层地展示了孤儿的悲惨遭遇和凄苦欲绝的心态——孤儿已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徘徊,如果不能继续忍受虐待,就只有追随生身母亲于地下。
最后两句是第四部分,是全诗的尾声。诗人又以第一人称出来说话,规劝后代人以此为教训,不要虐待孤儿。这在今天看来似乎近于画蛇添足,但在汉魏乐府中却是一种习惯写法,以此点明诗人写作宗旨。这种形式,对后来的乐府诗特别是中唐时代的新乐府有明显的影响。